我边的队在苏北平原上的上海女人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北平原。我已经开始上小学，妈妈在农村供销社工作，我们的家也经常随她工作的调整而到处搬迁。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搬到了一个名叫唐屯的村子，距离县城30公里。

    我们习惯了这种搬迁，觉得新奇而有趣，但每次妈妈都觉得不开心，在一个地方呆上几年，和周围的同事们邻居们成了好朋友，却又要分别，这滋味远不是我们小孩子所能体会了的。

    我对这个新村子充满了好奇，我们所居住的供销社大院也比我们原来的住的地方大多了，人也多了许多。这点对喜欢热闹的我来说是最开心的。尤其在供销社大院里，可以看到好几个穿着讲究，操着南方口音的漂亮的姑娘们经常走来走去，在这较为偏僻的北方农村，她们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都是妈妈的同事，我们也渐渐混熟了。

    妈妈告诉我，她们来自上海，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不太明白，估计就是广播里经常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吧。妈妈说她们都是高中毕业，有文化，领导并没有安排她们到农村下地干活，而是让她们在供销社、学校工作。有的做会计，有的做采购，有的做售货员，或在学校当老师。

    在唐屯供销社工作的上海姑娘们，总能吸引别人的眼球，当然对于我也如此，她们身上的气质吸引着我，我很愿意跟她们接触，再加上小时候的我比较乖巧活泼，聪明伶俐，她们也喜欢带我玩。最先接触到的是和我们住在一排的叫朱丽谨阿姨，我一直觉得她的名字很好听，曾在心里埋怨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朱姨个头不高，不胖不瘦，脸盘不大，皮肤较白，眼睛很有神，却时常抑郁和落寞，我便觉得这眼睛里经常有许多我读不懂的东西。她扎着二条细细的麻花辫，她一直为她比较少的头发而苦恼，说是血热造成的。她并不善言谈，给人感觉不远不近，显得比较有城府。但由于妈妈善良宽厚，朴实大方，她却愿意到我家来坐坐，和妈妈聊天。我也爱坐在她旁边听大人们讲话，时不时插上一句嘴，问这问那。印象里，上海好大，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和我隔得好远好远。我感觉得到她希望回故乡的渴望，也同样感觉得到她心底的那份无奈。

    朱姨每次回上海，都要给我们带上海糖果，各种各样的，裹着花花绿绿的糖纸，令人眼花缭乱，别说吃了，光看一眼，都觉得很幸福了，要知道，我们那里卖的糖只有一分钱一块的黑糖块啊。这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了，通常把糖珍藏起来，好几天不舍得吃上一块，或者给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

    朱姨1980年才离开唐屯，那时她30岁，没有结婚。她的弟弟也从上海赶来和他一起整理东西，临走时他们姐弟俩到我家来告别，妈妈眼睛湿润了，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玩，我感觉心里是空落落的，朱姨摸着我的脑袋说：“好好上学，将来考到上海的大学，去找朱姨。”她依旧带了一包糖果，她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不知她结婚了没有，头发长多了没有。

    住在我家前排的还有一个刘姨，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个子高高的，是搞采购的，很喜欢带我出去，她性格比朱姨活泼多了，特别喜欢花。那时候她经常到各村子里去收蒲苇编制成的辫花的垫子，我便同她一起去。那是晚春不冷不热的日子，玫瑰花开得很盛，她每次收完活，总能让我抱一束火红的香喷喷的玫瑰回家。那时村子里长着许多杏树，茂密的叶子之中，一个个青杏已经象蚕豆一样大了，树枝很低，伸手就可以够着，我看着很眼馋，真想偷偷地摘几个啊。刘姨看出我的心思，故意说：“这棵杏树结了这么多果实啊，可惜还没有熟不能吃，摘了就浪费了。我先给这棵树的主人说好，等成熟了，我带你来，让他给我们留着好不好啊。”没有一点说教，充分给足了我面子，我体会到被尊重的快乐，这委婉的语气，我一直铭记在心。

    刘姨工作很能干，一点也没有城市人的那种娇气。后来我们家也离开了唐屯，再次提起她是好多年后，妈妈说，她没能回到上海，是在老乡家收购农产品时，倒在收购现场，再也没有醒来，据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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