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仍带“监修国史”（首相）之衔，欧阳修这一通反对，终于使老宰相彻底退出了政坛。那时，仁宗皇帝正准备实施新政，不仅接受了欧阳修的意见，更为了鼓励谏官们“遇事敢言”，还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更是当面褒奖：卿等都是朕亲自选择的人，几次上书提出问题，都是毫不避悔，所以才会有这次的赏赐。

    后是为端明殿学士李淑出任翰林学士一事，欧阳修更是当面庭争，在延和殿当着仁宗皇帝和李淑的面，指责李淑奸邪，朋附吕夷简，属于“三尸五鬼”之数（比喻奸佞之臣），要求将李淑“早与一外任差遣”，李淑因此而被出知寿州，只是因为中书迟迟没有对此做出安排，李淑亦滞留在京城，欧阳修便穷追不舍，上书仁宗：“听说中书必须要接到李淑本人请求外任的奏书，才敢安排他接任职务，这是中书大臣为避免被李淑怨恨，不肯为陛下除去，希望陛下特别下旨安排，以彰圣明之德。”

    而这一次，不知欧阳修是愤于监察御史梁坚对滕宗谅等边将的构陷？还是欧阳修无法容忍梁坚的落井下石，因此，就在韩琦和郑戬有关水洛城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庆历三年十一月，欧阳修挥起如椽大笔，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两制官员，一扫一大片。

    欧阳修上书仁宗：“今天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所任多非其才，如马端、梁坚、燕度等人。”欧阳修近而一语蔽之：“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

    欧阳修如此绝对，一笔抹杀，打击面是如此之广，且公开点名马端、梁坚、燕度，理所当然引起了众人的强烈反感，尤其是在御史台，梁坚现任就是御史，何况，仅仅在政府改组之前，现任参知政事贾昌朝就是御史中丞，而现任御史台的首脑，则是一直全心全意支持新政改革的王拱辰，而且，王拱辰和欧阳修两人还是连襟，一条船，当初宋仁宗想任夏竦为枢密使，不就是王拱辰拉着仁宗衣袖不放，一个劲儿地谏止吗？现在欧阳修点名梁坚，抹杀御史台，不就等于是打他们的耳光、斥他们为昏庸无能，所用非人，有眼无珠之辈吗？

    欧阳修大笔一挥，在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和政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使本来在实施新政上志同道合者产生了巨大裂痕。

    如果说欧阳修这封奏折，是庆历新政走向失败的第二个信号，那也实在不算为过。但如果说欧阳修不是坦荡君子，不是时时处处以国家为重，此举是心中存了半丝杂念，是要为范仲淹出口气，那则就大错而特错！

    欧阳修是公认的“范党”，但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某些做法同样嫉恶如仇：比如当时淮南一带盗贼蜂起，首领王伦结伙聚众剽掠州县，地方官吏不能治，高邮知州晁仲约甚至到了对盗贼礼敬有加、送金银财物的地步，这实在和通盗无异。当时枢密副使富弼力主将晁仲约正法，但范仲淹却主张对晁仲约宽大处理。范仲淹认为：如果州县有兵和守城器械足以自卫，但却遇敌不战，按国法理当处斩，但高邮既无兵马又无守御器械，晁仲约虽然应当尽力御敌而战，但却事出有因，一旦施之戮刑，这可不是国家立法的本意。

    富弼要杀，范仲淹要放，两人在仁宗皇帝面前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的面红耳赤。仁宗皇帝最后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但欧阳修对此却大为不满，上书仁宗皇帝说：

    近来盗贼之所以横行无忌，完全是因为朝廷的威令得不到执行。王伦被剿灭后没有株连他的家族。大凡小人想干什么事的时候，都会预先考虑一旦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做成了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而做不成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害，这样谁不想造反？就如淮南一带的官吏，对王伦又是设宴款待，又是送金帛财物，开门迎贼、夹道欢迎。如果严厉国法，他们岂敢如此？！如今此案过去已半年有余，而朝廷还在无休止的审理，古人说对犯罪从快惩罚，才能威激大众，今天迟缓如此，谁还会有害怕之心？官员在国家行政大堂上设宴款待盗贼，让其恣意劫掠，最后又鼓乐送出城外，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如果不奉承贼盗，便会被贼杀死，而不奉承朝廷却能活命。所以他们害怕盗贼更甚于害怕国法，请陛下万不可施小惠而误大事。那些造反者都有家族，乞尽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远近百姓听到朝廷行此法令之后感到畏惧，警示以后想造反的人，使官吏们知道国法尚存，法不容渎。臣听说江淮迎贼官员一案到现在还没有结案，而在讨论此案时，还有人想给予宽贷，这是有权要之臣多方营救，不顾国家尊严，只知道施私恩。愿陛下以天下安危为计，出于圣断，以厉群下，对晁仲约等乞重行朝典！”

    尽管欧阳修没有点名范仲淹，但“权要之臣多方营救”的话，谁都能看出来，欧阳修指的就是范仲淹。

    欧阳修上书论事，一意径行，自认是坦坦荡荡，但却无可置疑地为新政大员们拉来了怨恨。而就在眼下，一场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改革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激烈斗争，随着帝国庆历四年新春的临近，正悄悄向新政精英们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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