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有准备，轻负盟约，我则可以乘彼之骄，要么对其实施围困，要么对其给予打击，元昊未必能成帝国之患。

    臣等之所以如此主张，有几种考虑：其一，臣等观元昊蓄谋为祸中国已有年余，元昊外倚西贼，屡次获胜却请议和，其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暂时喘息之机。议和对元昊来说，他得到的利益要比失去的多，得到的是实惠，失去的只是一个虚名。然而他竟然还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这背后有什么企图，暂时不得而知。可是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得不接受，比如唐高祖、唐太宗皇帝，如此雄材大略，犹有向突厥妥协让步的时候，突厥始毕死后为其举哀废朝，遣百官到使馆向突厥使臣致吊，何其示屈于突厥也。还有太宗只带了六名亲随，到渭河上和颉利见面，亲申盟约而退，左右大臣劝太宗皇帝乘机击之，太宗说，我就是将他打败了，他接受了教训，回去后大修德政，那于唐为患必深。于是对颉利迁就周旋，示以懦弱，终于使颉利产生骄怠，太宗派李靖突袭，一举将颉利擒获，威震四极，这是盛世之主的谋略，陛下应当象唐高祖、太宗那样，隆礼淳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彼不背盟，我则对其安抚招纳不变，彼将负我之德，我则攻守有宜，这是议和的最佳方案。

    其二，元昊尚未叛乱时，每年得到朝廷的恩赐可谓不少，但仍时不时对我边境进行骚扰，现在屡次大举兴兵，从没受到大的失败，而突然向朝廷议和，这其实是元昊的阴谋诡计，不是真正向我屈服。今天如果以权宜之计，暂时接受元昊议和，我们就应当更加严密守备。然而陕西如果减少兵员，则守备力量必然不足，如果不减，国家财力又已不堪重负。臣等认为，沿边各城寨必须时加修葺，使敌人无机可乘，而长久守御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招募土兵。土兵既熟悉地形，又大多经过战争段练，相比于中央禁军，土兵战斗力高出几乎一倍。但沿边和次边一带，土兵人数不多，让他们分兵驻守，兵力不足。应当在近边各要地城寨广招土兵，若有家在沿边的士兵愿改隶边寨者，应当把他们的家属也迁过去，团集一处。

    前些时，庆州曾建大顺城，想设振武、保捷两指挥，从永兴、华州、耀州的土兵中招收愿去大顺城守寨者，应募的土兵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关内各州的土兵多在边地，刚刚代归，不久又出发远戍，不仅冒星霜之苦，又极伤骨肉之恩。征夫不能保护家园，嫠妇很多人犯法（指有男女奸情），人情久则怨起。如果能并迁家属于沿边驻营，又免去征戍之苦，父母妻子自然愿意驻在边塞。这样，敌军长驱而来，我则出奇兵攻击敌人后方，敌军若要全师而退，我则合诸城之力伺机歼敌。敌军进无利，退有祸，经过两三次反复，敌军必自行败亡。这是防守的最佳方案。

    其三；元昊的真正老巢在河外，河外之兵既懦弱，又很少经过实际战斗，只有横山一带，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内的蕃部人马属于精劲，富有战斗经验，其地又和我国相接，每次元昊大举入寇，这些蕃兵必为前锋。

    西夏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熟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来看，是各以边人为强。所以秦、汉之时，驱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西戎远遁，然后以河为限，不能深入。此次元昊若归抚，请以和策安抚，用守策以待。元昊如反复，则有可攻之策。

    现陕西四路之兵近三十万，不能算少，然而因为分散防守城寨，故每路能出战之兵大约不过2万多人，而这些兵又坐食刍粮，不敢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敌人要进攻哪一路，因此其警戒总是如临大敌。但西夏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集结攻击一路，兵力动辄号称十余万。以我分散防守之兵抗拒西夏专一进攻之势，众寡不敌，往往失败。

    且兵者，主客之道，自古讲究以逸待劳。但现在本末倒置，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如果我们同样用这种办法，使敌人劳而我逸，则取胜将是必然的事情。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2万，骑兵3000，组成三支军队，让他们熟悉新定阵法，待训练有素、战力精勇之后，寻找敌人簿弱环节，使三军轮番袭扰横山一带，对投降我军的，让他们送人质，我给予厚赏，各令安守疆土。抗拒我军的，合兵急击，彻底歼灭其族。假如我鄜延一军先出，敌军必然会大举来应战，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和敌军接战，不出半月，敌军必然困弊，势将溃归，而此时我再出环庆之军，敌军势必再次点兵来拒，而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让敌人疲于奔命，敌人部落之间便会在这种疲于奔命中产生携怨，我军兵势自会大振，宥、绥二州的金汤、白豹、折姜等寨，便可乘机修复加固，以为屏障。此处山界蕃部和元昊相距甚远，无法及时获得元昊救援，我又以坚固的城寨为营，以精兵压境。山界蕃部既不想失去现有土地，而又迫于我军威，必然会归附以求自安，二、三年间，山界可以尽取。这亦是春秋战国时，吴国三师破楚之策。元昊一旦失去横山之势，不啻是砍断了他的右臂，况且这些地方昔日本就是汉、唐故土，并非我国今日以武力夺占，这便是攻策的最佳方案。

    韩、范崇政殿和仁宗皇帝这个分析不可谓不祥尽，其方略不可谓不缜密。韩、范没有反对议和，而是主张借议和最终达到战胜西夏、收复国土的目的。如果仁宗皇帝能够听从韩琦、范仲淹这个意见，那这场宋、夏战争的结局，将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然而，宋仁宗就是宋仁宗。

    此时的宋仁宗，只想学乃父真宗皇帝花钱买《澶渊之盟》，却没有乃父御驾亲征、御敌国门之外的勇气。尽管当年真宗是在一代名臣寇准坚持下不得已而出征，但历史又何其相似：

    真宗有寇准。

    仁宗有韩、范。

    但韩、范之精诚可与寇准并论。

    而仁宗的勇气，却无法和真宗共提。

    难怪清朝扬希闵在著《韩忠献公年谱》时，一钱见血、不无惋惜地感叹：宋之积弱，一失于真宗澶渊之盟，不用寇莱公之策，再失于仁宗西事，不从韩、范之谋。

    但历史已经留下了这个遗憾。正所谓后人诗云：“空言韩、范威名大，五路何曾制曩霄。”

    最快小说阅读 M.bQg8.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