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皇太后。

    封妻子野利氏为“宪成”皇后。

    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同时元昊向大宋派出上表使臣，要求宋朝承认大夏帝国。

    仁宗皇帝是在自己接受“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尊号不久，接到鄜延路钤辖司送来的元昊反叛情报的。没有人知道，当这位“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是怎样一种心情？震惊？愕然？愤怒？焦虑？或许还抱有一丝侥幸？毕竟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来自西夏方面的证实。但不管怎样，不算昏庸的宋仁宗还是匆忙为此做了一些战争准备：

    1、调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为鄜延副都部署。

    2、任命三司使夏竦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

    3、调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

    或许是仁宗皇帝国难思良将，尽管夏竦、范雍都是章献太后当政时信用的老臣，但此时顾不得这些了，该用就得用，反观自己亲政后任用的这些官员，似乎没有一人堪当此大任的，那还是不如这些老人用的可靠。

    大宋帝国在军事上采取了这些布署之后，仁宗皇帝紧接着又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下诏断绝陕西、河东沿边一带宋国所有和西夏的互市贸易，加强军事戒备，并发出悬赏令：凡有能捕获西夏间谍者，一律赏钱10万。与此同时，宋仁宗又大吃后悔药，想起了当年和元昊血战、向帝国献捷受到冷落的嘉勒斯赉，下诏命三司每年赐给他绫绢1000匹、散茶1500斤，并加其为保顺军节度使，希望嘉勒斯赉能从西夏背后出兵，牵制元昊。

    中国历朝历代，大凡杰出的政治家，都能透过某种事物的表象，看到其深刻的本质，大宋帝国未来一代栋梁韩琦就是如此。

    宋仁宗宝元元年十二月，就在宋仁宗调兵遣将的时候，出使辽国的韩琦得知西夏建国消息，立刻向仁宗皇帝上书，剖析造成外患的内部原因，表达了对大宋王朝未来局势的深切忧虑：

    臣伏闻元昊狂谋僭命，朝贡不修，轻犯天谋，人神共忿。陛下虽宽诏厚泽，姑务怀柔，其如逆状已然，必为边患。今献策陈事者大抵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蓄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乃安边捍寇之切务也，然而凡人之臣，皆能及之。臣切谓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际，岂能使四夷常自窜伏，而保不为盗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宴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如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臣**陛下深惟祖宗所谓内患者，尽革而去之，则陛下威德远畅外夷，高视于汉唐之上，元昊小丑，孰能为国家之患哉？如外忧已兆，内患更滋，臣恐国家之臣，非直元昊一凶而已，臣切以为陛下忧之。臣猥备谏员，不敢循默，言涉狂直，惟陛下怜其纳忠，贷其万死。

    做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如果说韩琦当初一再上书，主张加强边备是要防患于未然，含有一种示帝国之强，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意图的话，那么现在，既然边患已起，则应在考虑保卫国家的同时，检讨造成边患的帝国自身的原因。韩琦此时所想到的，已经是关系帝国江山社稷安危的长远大业。这亦应当是后来韩琦、范仲淹等人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实行改革的思想基础。

    但韩琦现在所说的这个问题，对帝国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来说，毕竟还是远了一点，也更不是朝夕之间所能办到的。帝国的仁宗皇帝现在所要做的，是急于找到对付元昊的办法，让这个胆敢冒天下之大讳、挑战帝国尊严的跳梁家伙尽快安生下来。

    就在宋仁宗为西北局势焦虑不已的时候，知延州郭劝和李渭送来的另一封奏折，又给仁宗皇帝吃了半颗定心丸——郭劝扣留了元昊派往汴京送国书的西夏使臣。然而不知郭、李二人是疏忽大意？还是不敢细看西夏送给朝廷的国书？反正，他们在奏折上说，西夏虽然僭越称建立了大夏国，但表章上对宋还是称臣，这样看来，朝廷可以用礼数使他们渐渐屈服，请陛下和大臣商议。

    郭、李的奏折应当算是一个好消息，从某种概念上说，它让宋仁宗在震怒之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就是嘛，区区元昊岂敢与大宋为敌？说不定元昊造反的消息，本来就是边臣的庸人自扰。于是，宝元二年正月，仁宗皇帝下诏给延州，准许西夏使臣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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