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仁宗皇帝理解为吕夷简对范仲淹此议不屑一顾。

    但不论哪一种含义，吕夷简都给了仁宗皇帝一个暗示：迁都之议，可以休矣。

    做为帝国首相，吕夷简这个回答没有丝毫可指谪之处，但却不显山、不露水在范的脚下垫了一块砖：范仲淹迂腐书生一个。

    无可否认，吕夷简不愿大张旗鼓招惹范仲淹这位是非不断的难缠人物，以吕夷简的权谋机变，他宁愿做任何事都不显山、不露水，暗地去完成，尤其在范仲淹上了“百官图”，朝堂上下都知道二人有矛盾的时候，吕宰相更不想授人以柄。

    吕夷简避实就虚，不和范仲淹正面发生冲突，却又对范仲淹的奏议如此轻描淡写，这让早已憋着一肚子火，准备和吕夷简大干一场的范仲淹如老牛掉进枯井，有力无处使。范仲淹自然是不甘就此罢休，于是挥动如椽大笔，写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四篇文章进奉仁宗，其大意无非是讥讽时政，又举出汉成帝信用张禹，终致王莽之乱的故事，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辩也。”

    范仲淹攻击矛头直指吕夷简，且还如此咄咄逼人，尤其范仲淹竟然还把他比做汉代的张禹，这让沉稳、老练的吕夷简终于忍无可忍，在仁宗皇帝面前对范仲淹奋起反击。老谋深算的吕夷简，深知优柔寡断的宋仁宗内心深处最忌讳的是什么，也更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罪名，才能把范仲淹干净、彻底的置于死地。

    吕夷简为范仲淹定了两条罪名：

    1、越职言事、荐引朋党。2、离间君臣。

    吕夷简选择“离间君臣”做为弹劾范仲淹的理由之一，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范仲淹指责他是汉代“张禹”，那岂不是影射宋仁宗就是汉成帝？但吕夷间也知道，这条罪名在宋仁宗眼里还算不上什么严重问题，吕夷简这样说，甚而还有点蔑视圣上之嫌——他仁宗皇帝就那么好哄？那岂非成了一个昏君？只要宋仁宗不受蛊惑，谁又能离间得了？然而，吕夷简真正的杀手锏并不在这里，而在第一条中的“荐引朋党”，吕夷简相信，只要仁宗皇帝看到“朋党”这两个字，那一定就会火烧屁股。

    果然，吕夷简一矢中的，直击到了宋仁宗的痛处，范仲淹居然敢“荐引朋党”？这还了得？！前不久，被罢职的李迪已经露出过“朋党”苗头，这才过去多长时间，现在又来了个范仲淹？联想到当初范仲淹等一班人联合起来，力谏废郭皇后，难道范仲淹真在朝中暗中结党？但吕夷简既然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名道姓地提出来，那看来决非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了。

    吕夷简奏的这一本，让宋仁宗感到了事情严重，仁宗皇帝不得不认真考虑吕夷简的话了。

    而此时的范仲淹，襟怀坦荡，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天子“朋党”之忌，还在闷着头，连篇累犊地上章和吕夷简对阵，并且话也越说越不中听，但仁宗皇帝可不想陷在这无休止的“朋党”斗争里，为免将来后患，宋仁宗一纸诏命，免去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之职，命他离京出知饶州。

    或许是宅心仁厚的宋仁宗不想牵连太多的人？要么是吕夷简达到了赶范仲淹离京的目的，而且也预料到范仲淹此次再贬，朝堂上肯定还会有人站出来替范仲淹说话，吕夷简不想让事情白热化？因此，当侍御史韩缜上书，请以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并戒百官越职言事的建议提出来时，仁宗皇帝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

    然而，宋仁宗和吕夷简都没有想到，正是围绕范仲淹的再次被贬，帝国朝堂竟会再一次闹出一场风波，这事儿且稍后再说。

    也就在帝国朝堂波谲云诡，吕、范二人争的不亦乐乎的时候，调任三司度支判官不久的韩琦，因家族贫困需要供养，向朝廷再次递交了请求离京外任的奏折——《乞外任知州状》，大意是说自己丁忧回到京城，先后在馆阁、监库、开封府任职已经4年有余，因家庭生活困难，曾经几次请求外任，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后又蒙皇上恩典，授臣担任三司度支判官，臣感念圣上的信任，未敢再提外任的事儿，现臣在度支任上工作已经半年多了，臣家族成员较多，生活困难……希望圣上恩准臣在舒（舒州，宋属淮南路，治所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宣（宣州，宋属江南东路，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州市）二郡、或者在这附近一带的州郡任职，这样能借助公田和俸禄收入来帮衬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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