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辽东巡抚高第十万火急奏报:崇祯元年四月初九夜,建奴贼酋皇上不急太监急因病暴毙于沈阳。 当日建奴内讧,大酋莽古尔泰德格类皆死,余众立皇上不急太监急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为新贼酋,尚为襁褓孺子;僭号‘同治’,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等贼辅之。近闻建奴厉兵秣马,料不日将有大动,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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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沈阳之变半个月以后,辽东巡抚高第的这封急奏递到内阁,皇太极的死讯这才大白于天下,朝野为之震动。与几年前努尔哈赤之死不同的是,努尔哈赤虽然也连年与大明作战,但总还是局限于辽东;皇太极却在去年亲率八旗大军入关蹂躏京畿,甚至围攻京师,无论是官绅商贾还是平民百姓,无不深切感受到鞑子实实在在的威胁。
因此得知皇太极死了,朝野舆论无不沸腾。不论天南海北,普通百姓皆奔走相告,甚至还有人拿出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酒买肉,呼朋聚友大吃一顿,以此庆贺鞑子头头“吹灯拔蜡”。酒酣耳热之际,无不对皇太极之死大呼痛快,用他们的话说,这是鞑子作恶太多,遭了天谴!
官绅阶层亦以此为借口大肆饮宴,席间谈起此事时,也早忘了去年清兵来时他们的狼狈相,个个面露不屑之色,说些“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此等蛮夷外族有何可怕,我等该如何便还如何,理他作甚”之类的话。
不过很快就有东林系官员趁机上奏,要求朝廷取消辽饷蓟饷练饷等“三饷”。理由也是冠冕堂皇:辽东建奴对大明来说不过是癣疥之疾,眼下贼酋新死,幼子继位,更再难对朝廷造成威胁。而百姓多年来深受三饷之苦,民不聊生,以至于流贼纷起,至今未息。如果取消三饷,则民可富,民富则国强,海内自然太平。
结不科科独后恨战阳我由月
结不科科独后恨战阳我由月 内阁对此同样争议不小。户部尚书毕自严坚决反对罢三饷,除了财政亏空的理由之外,他还提出:都说三饷负担沉重,可认真算的话,其实并不算多。就以最多的辽饷为例,辽饷每年五百万两的数额是不小,甚至比一年的田赋都多,但那是全国民田七百余万顷一共才派这么多,平均到一亩还不到九厘银子。
奏章一上,立时激起轩然大波。这些官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户部等管钱的衙门却马上提出激烈反对。理由同样是明摆着的:如今朝廷四处用兵,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至今尚有千万两以上的缺口,全靠暂借大明银行的存款国债,以及奏请动用内帑银才能勉力维持。如果再罢三饷,一下子又多出几百万两的亏空。如此大的窟窿,岂是奏章上轻飘飘几句话就能补上的?
不过东林系一向在朝廷中掌握着话语权,又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应和者甚重。自从发现了《京华时报》的巨大作用之后,各地官绅也开始创办报刊,这些报刊自也极力主张罢除三饷,一时间舆论汹汹。
倒是《京华时报》连续撰文指出,皇太极之死并不等于满清灭亡,鞑子仍有很强的实力。而朝廷财政本就入不敷出,此时罢三饷,恐对边事大为不利,呼吁缙绅阶层不要在这个时候只为眼前之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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