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中反抗绝望

和完美。实际上，在表达和阐述他心中的“超人”形象的同时，尼采无疑也在向我们指出作为每一个体，我们“个人”应该如何去反抗压迫，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新世界。

    首先，要做一个自由人。所谓自由人就是指具有破坏精神，能在酒神狂欢和艺术审美的境界中，采取创造意义的行动，加之用强力意志统一起来的人。自由人必须做一个忍辱负重的人，应具有骆驼的精神，骆驼在沙漠中生活，要受着烈日照晒和干渴的威胁，这恰恰是耐力的锻炼。此外，还应具有狮子精神：豪雄、威猛，因为做“超人”需要战斗的力量。特别是面对残酷挑战的时候，应该坚信自己的巨大潜力，勇敢地和所有一切不平等事物作斗争。

    其次，要勇敢地同痛苦作斗争。肯定痛苦是尼采学说的又一中心环节。尼采认为，如果谁选择了那种自认为是一马平川的人生之路，恰恰证明了自身的软弱和缺乏想象力。唯有极度的痛苦，那种置身于火焰之中的漫长痛苦才能逼使我们看到降临给我们的无底深渊，让我们对一切都提出质疑。尼采告诉我们——纵然生命是苦的，也应以一种优雅的舞姿飘飞在生命的泥泞路上，以一种发自生命本能的观点了却锁眉的愁绪和悲苦的压抑。

    实现“超人”的第三步是必须充分发挥生命本能的强力意志，尼采认为“超人”的生活原则就是需要与赞美相反的反对。只有这样，人生才不会去等待，等待就是要死亡，一定要发挥生命本身固有的强大力量，去战胜一切，取得胜利。要过一种紧张的、战士的生活，把“整个生命的弓弦”绷得很紧，因此，这就要求生命个体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达到自由人终极追求的目标。

    如林同济所说的：“人生最后的意义不当在人类本身上寻求，应当在一种“超过人类”的努力，锻炼出超过人类的人类。永远在地上作现状的延长，平面的蕃衍，是无意义的。尼采要我们渴望更广、更高度的攀登，直登到“人类与时间约六千尺上头”化作为一种别开生面的新人类——就是超人。

    而鲁迅无疑是20世纪中国作家之中自由意志最丰盈、最强旺的一位。“狂人”是鲁迅自由意志的第一次进发，而“过客”将鲁迅自由意志最充分、最集中、最彻底地演示出来，是鲁迅自由意志的诗意凝铸。“过客”的精神就是“反抗绝望”“绝望”就是指社会历史的颓败、逆转。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这样描写当时“过客“的代表吕纬甫的言行：“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胡子的时候，连日里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拔神像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看似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却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它代表的是自由的改革精神，是一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承担感。国家、民族的命运牵动了当时许多知识者的心灵。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的倡导好人政府，到抗战时期众多文人的战斗激情，正是这样一种深厚执著的民族感情在感召着他们，与此相适应的，反抗者们身上具备另一显著的特质：叛逆精神，即颠覆传统，否定、嘲弄一切偶像。反映在小说人物身上，便有了“拔神像胡子”之类的举动。与此相应成趣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像章太炎的特立独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等等。由此可见，爱国激情、叛逆精神已成为那个时代知识者的一种精神标识。

    鲁迅往往以自由意志观照社会历史与人生，对社会、人生进行一种终级思考。在呐喊、仿徨中，愚昧者和觉醒者是处在中心位置的两大形象系列，凝聚着鲁迅的历史责任感和超越历史的自由意志。对于那些愚昧者，鲁迅的意识和情感是比较单纯、清晰的。他以一种启蒙主义精神，大声呐喊，极力要把他们从昏睡麻木的状态中叫醒，使他们从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获得自我意识，争得人的资格。但是，对于那些觉醒者，那些已经获得自我意识的年轻的知识者们，鲁迅不但没有人性获得自由的兴奋、欢愉，反而产生了那种的更加深沉的悲剧感受。他的意识、情感变得极为困惑、焦虑和不安，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的自由的艰难、沉重。

    揭示觉醒者自觉或不自觉困惑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说如果“梦醒了无路可走”那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何方？这是鲁迅后期作品中一个重要而尖锐的主题。即：

    3。 在绝望中反抗绝望——关于“反抗”的悖论

    鲁迅曾这样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子：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个人思想发达了，个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一言蔽之，中国势力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控制人民的意识观念，他们极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而这种荒谬的理论披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光鲜外衣，极具欺骗性。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靠这种伦理道德对全民意志的控制来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对任何胆敢挑战封建主义价值观的个人和集体，哪怕它只是那么一点星星之火，也会竭力采取种种手段围追堵截，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

    既得利益者们不会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统治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相比之下，觉醒者却只能凭由脑海中一幅幅未来美好生活图景所激发出的精神力量赤手空拳与狼群们撕杀，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必然要遭受种种挫折。面对这种困境，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分裂。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知识分子们在五四运动退潮期间，各人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员；有的变成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但大部分则是由激进变颓唐，直到最后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自己的悲剧历史。险恶的环境客观上要求中国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会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会有不少原来的先驱者经受不起磨难而堕落。这就是革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在酒楼上中的“我”问在同乡家教书前的吕纬甫，曾做过什么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里，作者隐喻的表现出吕纬甫之前在经济上的困境。封建势力在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迫，造成他们生活痛苦，逼使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难以生存，最终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的从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沦落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相比经济上的压制，文化上的软性压制在迫使先进知识分子丧失其独立人格方面起的作用更为关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和群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不是关于“人”的思考，而是关于“做人”的要求；它的价值尺度是群体至上，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模式下，人们建立起种种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条律，塑造着固定的人格。排挤、惩罚着旧思想和旧道德的“偏离者”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是在于其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真诚，而在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鲁迅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卑怯、虚伪和自欺欺人。卑怯、奴性要服从现状；虚伪要粉饰现状；自欺欺人要逃避现状。这几样东西相辅相成，组成一种带有奴性色彩的心理结构，影响并控制着人们。在残酷的现实前，鲁迅看到了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极端困难性，这使他焦虑、恐惧着，并由此产生了某种深沉的绝望，这种绝望逼迫着他去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种种可能。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觉醒者悲剧的刻画固然包含着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寄托着鲁迅的历史关怀。但在其文本中，我们却能更深刻的体会到其灵魂深处的虚无和困惑，这主要是对人的自由的终极求索。或者说，鲁迅所以伟大，除了对现实的犀利批判，更主要是他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索和追问，其思考的维度和张力深深吸引、刺痛着我们。鲁迅始终是清醒而悲慨着的，他始终以自由意志来观照处在社会现实之中的人的存在状态，揭示着我们的软弱和苦痛。

    鲁迅的“反抗绝望”最重要是反抗“生存的绝望”这首先体现为对生存毁灭感的体验和认识。在鲁迅的生存哲学里，始终把人锁定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之中，强调人的生活世界是日常的、可感的世界，生存作为每个个人生命的体验、生命的表现，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所以，我们经常从文章中看出他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观察和思考，对他而言，吃、喝、住、行作为人生活的最基本要素，都是生存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生命的生存在生活世界的大浪中不断得到淘洗，生命的能量被生活世界不断加以开发。诸多个体生命在生活世界中凝聚为统一整体，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的能量和能力。因此，在鲁迅看来，生存论并不抽象，是存在走向活化的一个必然。事实上，鲁迅作品中的悲怆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生存论上的必然毁灭引发了他独特的反抗意识和人道关怀，即，这表现为鲁迅已经充分意识到生的苦痛与肉体毁灭的必然性——即使我们能反抗人世间的所有压迫，但面对着死亡，我们还有争取的权利吗？因此，他在生存状态上不可避免洋溢着悲观情绪:“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无须讳言，他对生命终极意义已有了悲观性的彻悟，由此产生了对生命内在的矛盾与虚妄的悲剧性感受，这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在其作品中被大量的演绎与展示，这里面既寄寓了作者对自己坎坷人生境遇的悲怆之情，也寄托了他对千千万万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的深刻同情。如叔本华所说：“悲己所以悲人，悲人也就是悲己。”鲁迅在生命实践中，由一己的生存悲剧推及到对千万人的悲悯，这本身决定了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剧命运。他有意无意之间以生命的庄严与无奈参与了其笔下的悲剧。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姿态超越了一般的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显示出其强烈的同情心和自责感——“我”在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追问下表现出的犹疑与失措，也同时表明了“我”对生存走向的迷惘与无能；子君的毁灭有性格因素也有命运因素，同时也有涓生(“我”)的有意无意参与的因素。当“我用遗忘和说谎作向导”继续走路时，已经注定迈向“绝境”“我”的勇气已经难以掩饰对于毁灭的恐慌，不光是对于子君的毁灭而且有“我”自身的毁灭感。

    这一点上，鲁迅与尼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前面所言，在尼采眼里，人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最大意义，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这需要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任何的束缚和控制，都是与此相违背的。尼采过分看重个人欲望的满足与否，使他陷入了自己所构建的梦想世界里，而严峻的现实决定了他这一欲望注定是空中楼阁。因为尼采的思想完全是同基督教传统连同整个欧洲近代文明截然对立的思想，尽管他以强有力的飓风将日趋腐败的旧思想刮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但当他企图唤醒那些迟钝而昏睡的灵魂，跟随他一道前进时，他发现他处在荒凉和陌生之中，他的“雷霆和烟火”仅在空旷的荒野中回响和闪光，他只是一个孤影，在极度的失望之中他的心灵只能在孤独中寻找归宿。当他最后醒悟，发觉一生追求的不过是一首关于自由的梦幻曲时，痛不欲生，并最终陷入彻底的“绝望”虚无之中。就像他在给友人勃兰兑斯的信中痛苦地描述了自己那种可怕孤独“至少在近十五年内，我的所有的春天都是一则恐怖的神话。它们表现着一种颓废的衰竭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在不少的日子里，我甚至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活人。关于未来的观念，对我来说，已经真的死寂了。我的面前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一块最小的希望的云朵！”

    而鲁迅作品中浓烈的虚无感，首先是作者本身特质在作品中的体现，对处于历史变革时期的鲁迅来说，他自身有着超越同时期作家的冷静和敏锐，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无法不让他痛苦的思索中国或者说中国普通百姓的真正出路，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却始终无法得到答案。就像他在作品中反复刻画的那样，腐朽的清政府垮台了，国民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们的辫子剪了，然而中国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人吃人，还是被麻木、愚昧困扰着。更让他痛苦的是，当他在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时候，环顾左右，却惊觉曾经志同道合之人或者被统治阶级压迫致死，或者禁不住诱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当万丈深渊旁的崎岖小路只剩我一人时，鲁迅内心的孤独和绝望永远无法释怀。

    然而，不管是鲁迅还是尼采，尽管内心充满着强烈的孤独和虚无感，对“权力”和“意义”有着多重的解构——“死亡”本身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压迫，所有的“力量”在它面前不值一提。但他们并没因此而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对他们而言，生存意味着战斗，只要生命之火仍在燃烧，战斗就没有停止的一天，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甚至与自己的内心情感斗争——他们都看到了人生由出生到死亡的绝对必然，谁也逃不过死神的召唤，这种过程是一个巨大的虚无。然而却不能因为这样而丧失抗争的权利，人活着就得去实现什么东西，去争取自由去争取发展的权利，这样人类才能在无意义中找到意义，才有生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