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世界

色的本身。所以她的小说语体风格上的冷峻、峭拔，处处隐含着“现代人”的内省智慧和文化自信，从而将传统的神明逼视到一个丑陋不堪的角落。二十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总是企图获得某种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从而形成了其“强大的内在结构、历史跨度与深度进向”的“文学视界”它“企图对人类精神的能动里程有效的全面的把握”“文学视界的深度蕴含，就在于它导向对人类存在状况的关注，在巨大的历史跨度里来审视人类的命运。”因此作为“人类把握存在世界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视界’是人类觉醒意识的表达。当人类的感觉和思想取得独立的时候，它就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活动方式。”萧红小说是获取了这一世纪性的现代文化背景而在“深度进向”上实现了其“强大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跨度”的。它为在一个新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展示人类觉醒意识，寻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的艺术表达。为此，它不能不首先寻找一个拟想中的读者来作为这一艺术传达的接受者，这在当时以至迄今的中国普通民众中都是相当困难的。

    萧红步入文坛之际已是中国新文学将近有二十年历史的时候，从表述方式到符号系统，新文学都形成其较为固定的文学模式和结构功能。有人曾将新旧传统分为这样几个历史层次：旧传统、“五•四”传统与延安传统。作为严谨的史学分野虽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然而“五四”与“延安”两个传统已形成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确是历史事实。萧红正出现在这两个“传统”交接、融汇的时刻“五四”新文学的锐气已渐渐由“大众化”的一种群体风格所淹没而表现出某种潜在的文化回归指向，文学语言也由初期的风姿多彩而富于个性魅力的“稚气”的白话文发展为一种近似于“早熟”的通俗传达工具。故而，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在其颇为“稚气”的审美创造中就在寻找其作品“期待视野”的特殊读者，也在寻找一种新的艺术对话方式和“文学视界”因此从第一部成名作开始，多少年来就曾有多少大师和读者惊异于其艺术语言的“炫惑”“越轨”与“明丽”“新鲜”或是“特别”尽管褒贬不一，但其超越当时及其后文学语言及文学规范却是一个审美事实。萧红对此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她的艺术信念，强调小说创作的个性特征：“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而且更使人惊讶的是，她是以一个“儿童视点”的叙述视角来完成其具有“巨大历史跨度”、“深度进向”的文学描绘。读了萧红的作品，总使我们想到一个稚气的儿童一双睁大的、天真无邪的眼眸，想起萧红这位寂寞作家的稚气脸庞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疑虑。她以一颗纯净的童心来叩问这个负重过久的荒谬世界，从而形成其语体风格上冷峻、峭拔而又富有朝气的批判力量和幽默机制，一种“稚气”美的开拓品格和智慧力量。

    萧红的语言是独特的，这独特的语言带来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和时代！“儿童视角”的“稚气”叙述中似乎只是她倾诉给另一个时代的人。孤寂、悲郁、冷峻、峭拔而又锐气十足，可以说萧红从一开始叙述时就规定了其创作情境的艺术思维方式。“拟想中的读者”暗示给作家的语体抉择，进一步规定了其叙述过程的审美倾向。如果说文学艺术“属于文化的语言范围”的话，那么确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揭示的“叙述行为的现实基础——语言，其功能并不仅仅是表达自身之外的‘被表达之物’，并不仅是‘叙它’；与此同时，在更隐秘或更实质的意义上，语言还具有‘自述’的潜在机制。语言，就其和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文化结构而言，它不单是工具、载体，而且是实体，是一种执拗的意志若从这个观点来看，叙事活动便又不只是一种‘传达’，而且是创造和生产的过程”在这一创造过程中，语言“不知不觉地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形式、途径及其叙述过程”而构成其“叙述之外的叙述”的深层结构。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及马伯乐，尽管讽刺艺术的许多具有真正现代荒诞意味的作品一样，是颇具怀疑、批判精神的现代反讽形式的艺术对话方式。“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作家中走出‘小传统’的历史圈子而莅临一个世纪性转折点上与未来进行沉重的艺术对话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其“稚气”美的“儿童视点”和语体风格是继承了“五四”初期新文学的审美角度的。因此她的小说创作在三四十年代是独树一帜的，在令人想起非常遥远的时代的同时，也给人以更深远的历史启迪。从这一角度看，整个“热闹”的时代反而显示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沉寂，孤寂的萧红却代表着一个必将再次崛起的觉醒时代！

    正像我们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现代哲学巨匠一样，鲁迅之后也没有再产生一个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巨匠。而萧红是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和审美直觉、艺术天才多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我们从中似乎可以寻到“现代”审美意识的某些逻辑线索和思想力量，这大概是鲁迅先生一直特别钟爱其人的深刻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