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叨:“我跟他,都是当初废校前最后一届,69年勉强结业。刚踏上工作的时候,我眼里并没有男生,只是一腔热血想为国家做点事情,那个年代,年轻大学生都这么狂热的。
工作两年后,我23岁时,赶上跟美国刚刚接触,后来还有好多跟着美国人一起来的国家,要接触。部里给了大家很多接待任务,我是全心全意一头扎进去,外国人要我陪喝酒,不管多少都会喝,跳舞,导游,什么都肯干。
只可惜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太拼了,最后有次喝多了,被一个外国人……玷污了。当时自杀的念头都动过,觉得此生无望。结果一年后他却冒出来,说知道我的人品,不嫌弃这些,我很感动,就在一起了。
可惜结婚两年,就遇到了他出事。当时虽然是我提的离婚,但我也问心无愧,这四年里我再没对不起他,都是洁身自好。我的想法无非是:当时不划清界限,如果我也受到牵连,谁捞他回来?谁帮他申诉?
当初他也是跟我商量过的,同意了我的做法。一开始两年,他也很有信心,一直给我写信,等我想办法——可惜77年之后,他渐渐没有耐心了。他不理解,***都已经粉碎了,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个同志还不能回来。
又等了一年,他居然偷偷在那边,跟一个同样犯错误下放到大西北种树的年轻女同志结婚了。因为后来都没回信,我居然都不知道,偏偏女方还是初婚,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纠缠,唉,都是命。
上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批没有牵连到大案里的普通案子都回来了,我连忙用尽浑身解数托关系找人情递材料,帮他也……结果前天却等他带回个比我年轻的女人。”
说完最后一句话,韩婷再次委顿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顾骜觉得自己脑子一阵不够用。
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奇复杂、还偏偏不知道该指责男女双方中哪一方的纠葛……
或许,就是时代特色?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悲剧说到底,还是耐心的问题——国家给受了冤枉的人翻案子,那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地方上的小错误,一般77年就放回来一波。
而做过京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错误,确实有很大一批是等到了伟人上个月那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出来的。
再往后,还有81、82回来那一波高峰期,人就更多了,当年的职位也更高一些,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大案,必须等国家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才好动。
而韩婷的前夫,应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盼头,所以在等待中绝望了。
因为人在逆境中,往往是需要给他竖一个标杆,告诉他再坚持多久就到终点,这才容易鼓舞起毅力。一旦他以为的标杆过了、但是终点没到,很多人都会自暴自弃。
不过,不管谁对谁错,问题还是得解决。
顾骜想了想,笨拙地提议:“韩老师,那站在您的角度,您还是希望和前夫复婚的咯?”
“这已经不可能了。”
顾骜委婉地说:“别说不可能——有些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那个女方虽然是初婚,但说不定也是在绝境中想找个过日子的人一起渡过难关。
回来后,大家就要面临原单位不同、甚至分居到不同城市。如果能不伤害女方的情况下,让她离了,并且回乡找到一个更幸福的归宿,未必不是好事。”
顾骜之所以这么劝,也是因为在他看来,离婚这种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尤其是因为时代悲剧,当事人没犯错,应该还是能找到新的归宿。
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代还是比较保守的。就怕那个女方的原单位或者故乡,特别保守,那就麻烦了——退一步假设,如果那个女的也能跟韩婷一样思想先进,甚至懂外语能出国,将来改嫁个洋人都没问题,反正白人几乎不看婚恋史,大家都那么乱。
同样道理,要是韩婷本人能放下前夫,开始新的生活,顾骜觉得就更省事了。以她的条件,过几年找个外国人不要太轻松。
韩婷默默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凄苦地哂笑了一声:
“你说的也有道理……真没想到你还挺成熟的,居然要你这种年纪的小伙子,来开导我。我现在就打个电话,晚上约他们夫妻俩出来喝个咖啡吧,就算是摊牌了。一个人憋着喝酒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他真的觉得那样过更好,我也死心了。”
“这才对嘛,拿得起放得下。跟自己过不去算什么。”顾骜也如释重负,然后把伊丝米娜雅也叫了出来。
韩婷冷哼了一声:“哼,你们男人离过婚什么都没损失,当然拿得起放得下了。我都32了!说得轻巧。要是四年前就知道他今天会这样,我开始新的生活还有点可能,现在么,真没希望我就自己过一辈子了,外国很多这样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