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药费昂贵,不过医生保证,医到斑消失为止。
从背影看小姐姐,黑色紧身毛衣和呢裙紧裹着一副女孩子的身段,那水蛇腰特别妖冶媚惑,脚上是一双时髦的黑长皮靴。
我上了床,躺在右边。
往常回重庆,若住家里,我总是睡在母亲的右侧,今天也如此。小姐姐收拾完毕,也躺上床来,随手熄灭灯。
雨已停了,阳台上塑料篷子里积蓄的雨水从边沿往下滴,滴答,滴答响。房子客厅厨房面朝江水,而两个卧室侧靠中学,因此楼下守灵的喧闹轻多了。外屋客厅的日光灯透过门缝泻入,山坡上中学的亮光透过布帘浸进来,母亲房里每一处都稀微可见,那房门后贴着的发黄的旧年画引起我注意:一对胖头女娃男娃,举花瓶提彩灯笼,庆祝五谷丰登。有一年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买了一幅带喜气的画,贴在门背后,“六妹乖女儿,你回来过年,就能看见。”
是哪一年呢?我想不起来。我肯定没有回家过年,我有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每逢过年,母亲不知有多盼我,站在这阳台上,看有没有我的身影走上那一坡长长的石阶来。她看不到,不知有多失望,可她一次也没抱怨过。
这时,小姐姐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当然和他有联系,我要说说——”
我把她的手推开。她又放上来了。“就说几分钟。”
我举起手来,摆了摆,表示不想说话。
5
楼下院子空坝里,又添了两桌麻将,除了主打人,周边坐有陪打出主意的人,桌上摆些一元两元五角的人民币,夜深也不影响亲戚们的斗志。那些从楼里牵出的一串串小灯泡,熄了些,不过仍旧灯火通明。
大肚猫倒是认真,走到楼上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查看塑料布边沿的积水,顺势压低,让水流出去,减轻篷布的重量。
这幢白楼建在以前六号院子的废墟上,从未进入我梦境。翻检历年做过的大大小小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六号院子。睡眠之中我脑袋削尖,机敏地从不同时空钻入地底,搜寻着沉入那不复存在的六号院子。每次我都停在大木门前,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吱嘎”一响,两扇厚重的门敞开。
天井长了青苔,搁着好些木桶木盆,竹竿上晒晾着衣服,大小厨房喧闹无比,各家在忙着淘米洗菜做饭。堂屋里坐着小脚婆婆,她半闭着眼在织毛衣。一个小女孩在爬窄木梯。盲眼的父亲担心地侧过耳朵。
“死妹崽,快滚下去!”三哥叫喊起来,他趴在阁楼的天窗上喂鸽子。
女孩继续爬木梯。
“你找死啊?”三哥朝女孩扔来一个钢钎。
女孩闪开,钢钎哐当一声把楼板戳了一个大洞。她吓得从梯子上跌了下去,女孩大叫,一个女人快步朝梯子奔来,一副拼命要救她的样子。“妈妈呀,妈妈呀!”
“六妹,好了,别叫!”小姐姐推醒我。
“你真是的,打断我的梦。”我不快地说。
刚才梦中,我便是那个小女孩,本有可能看见母亲,只有母亲才有那样的反应,我潜意识地呼喊妈妈就是说明。可惜梦被小姐姐打断,母亲难进入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奔过来的身影非常年轻、敏捷,她似乎穿着紫色竖条旗袍。
事实上我从未看过母亲穿旗袍,小时见过箱子里有丝绸花旗袍,后来再也未见。想来“文革”期间,母亲为避祸毁之,或是早些年被大姐偷走,她个子大过母亲,不合身,便大方地做人情送给同学。家里少有的发黄黑白照片里,倒有母亲穿旗袍和高跟皮鞋烫发的照片,她高额头,忧郁娴静,嘴角微带笑意,很妩媚。眼睛深情地看着什么地方,不见多幸福,却是焕然一新的亮堂,一派韵味。想来,少有人能抗拒这种美。
没人说我们四姐妹丑,可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四姐妹只是沾了点母亲长相的光,没一个胜过母亲。
小姐姐身体靠着枕头,碰了碰我的手臂:“六妹,我有事情要对你讲。”她的声音里充满焦虑,“那个人根本就是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