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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是曾令岐老先生的家传中医这种,不过是凤毛麟角,极其少见。其余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中医们,大多数都是被满清的奴性思想洗过脑子的没落文人,当然出不了什么大才,再加上后来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将古籍改得一塌糊涂,留下的一些阴阳五行学说残缺不全,看得大家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以此为根据的中医自然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清末的革命者中,拿中医来开刀的人就很多,比如孙文和鲁迅等等,就是去国外学的西医,一提起中医来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所有的药铺给封了。
在他们看来,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医,完全就是没有一点科学根据的,跟街头算命的江湖骗子们应属一个行当。
而当时的思想界大家如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也是力贬中医,主张西医。尤其是当民国创立之后,中医一度陷入了要被禁止的危局。
“提起这件事情来,当年还是有一桩趣事,就是关于梁任公的。”曾令岐说起陈年旧事,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来。
提起梁任公来,大概了解他的年轻人不是很多了,只记得历史课本中有“戊戌变法”,语文课本中有《少年中国说》,这两个是跟梁启超梁任公直接有关系的。再看得细一点,便能够得知后来梁任公跟袁大总统世凯有点瓜葛,再后来,似乎跟满清逊帝溥仪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来往。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梁任公是曾经代表过社会进步力量的,也是当得起大师称号的人物。至于后来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的眼光去分析的,不能够因为一点瑕疵就抹杀了他当初的那些功绩。
哦,这个扯得有点儿远了。
梁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所谓情理交融,如时人所称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那时的梁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谓是粉丝无数。
他到大学讲演,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
一九二一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他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
于是京城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由此可见梁任公的魅力何其之大了。
不过就是这位梁任公,却跟中医一直过不去,但是对西医却极为推崇。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堪称推崇宣传西医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而极力接受和新任西医。
当年梁启超梁任公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奈何梁任公总嫌费事,一直拖着没去。
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道:“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回答说:“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医生说要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当时的报纸对此大肆渲染,说梁启超入院检查后,医生说不出病原。又经过好几个医生的诊视和推断,这才认定病在右肾,说上面有肿物,要是不将右肾取去,肿物势必日益膨胀,将来总有割治的一日。所以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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