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xu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主席见事已如此,就没再多费口舌,遂跨上战马,告辞而去。
近几天,我师正积极地做着北进的准备。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我师担任北上开路先锋的任务。我和政委正在研究有关事宜,忽听警卫员报告说:有一支三十来人的马队正向师指挥部驰来,看服装好象是四方面军的人。我和政委两人对望了一眼,心里估摸着是来当说客还是来催令的,便吩咐通迅员去通知警卫营长注意接待。没过多久,警卫营长便陪着来人进入师指挥部,“陈师长、程政委,你们难道还未接到前敌指挥部的南下命令。”
我和政委抬头一看,原来是前敌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和副参谋长李特,说话的正是陈昌浩政委。“哦!是陈政委和李副参谋长,稀客呀!来,请坐。警卫员,倒茶。”我估作不晓的起身接待。
“陈师长,茶就免了。你们接到南下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展开行动?”陈昌浩一脸严肃的责问。
“南下!是谁下的命令?中央的决议是北上。”我毫不在乎的反问道。
“是我们张主席下的命令,他是红军总政委,有权决定左、右两路军的行动。”李特在一边嚣张的插言说。
“哦!你是说川陕苏区的张国焘同志吧。他只不过是中央派往一个地区工作的代表而已。至于总政委吗?你知道是谁任命的吗?”我知道李特是张国焘的死党兼打手,便估意嘲弄他说。
“你、你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我要告诉张主席撤你的职!”李特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嚷道。
我看着李特这付气急败坏的样子,心中感到好笑,便不急不忙地回击道:“李特同志不要激动吗?不知道就要虚心请教,我告诉你我这正军职是中革军委任命的;张国焘同志的红军总政委亦是中革军委任命的。我这里有一份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我师担任北进的开路先锋,你们说,我是听张国焘同志的?还是听中革军委的?”
陈昌浩、李特两人一听楞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我接着慎重地说道:“昌浩同志、李特同志,大家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对党的组织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集体研究决定的;昌浩同志,你是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举过手的,张国焘同志也是参加过会议的,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集体作出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绝对不允许个人推翻集体决议,更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原则,这是要犯错误的。”
“陈师长说的对!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我们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军队,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我们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执行中央的各项决议。”程政委及时插言,我两人一唱一合,讲的在理,弄得陈昌浩、李特都不知怎么开口,只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送走陈昌浩、李特等人之后,我们就北上之事作了安排,由我率师特侦营、工兵营、狙击排及第三旅作为先头部队,第一旅紧随其后,政委率第二旅护卫师直属部队殿后出发。
八月十日,天刚朦朦亮,连早起的鸟儿还在酣睡,我便率先头部队从包座附近出发,迎着金秋的晨风,精神抖擞的奔向甘南。一路势如破竹,将那些拦路的番兵、民团及少数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荒而逃,迅速向前推进。
八月十二日傍晚,中央纵队、红军大学及五军团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今迭部县境内的高吉村)。俄界是一位杨姓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他们对红军没有什么敌意,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时,杨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厍向红军敝开,让我们用一些枪支弹药或银元换取他的粮食。结果我们用银元将他的仓库粮食全部买下来,留给后续缺粮的部队。
第二天,中g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g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及一、三、五、九军团和近卫师的主要指挥员等。主席在会上作了题名为《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中g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产生及对张国焘的批评、帮助,而张国焘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报告明确指出,中央同张国焘的党内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议同意了主席所作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说: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实质上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民族反侵略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对红军长征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因而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红军的力量,没有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反而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川康边陲地区退却逃跑。决定批评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反党行为,并指出:“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破坏党的威信。”决定号召四方面军的全体党员,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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