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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近卫师以四个小时不到,就全歼川军模范师12000人的伟大胜利,被一道道电波迅速传遍红军各部,所有红军官兵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洛甫、w稼祥、bo古等中央领导笫一时间得此消息,都向主席表示祝贺。洛甫真诚地对主席说:“老毛!还是你行!”话虽朴素,但却道出了众人的心声。bo古、李德等人亦面露羞愧之色。
与此同时,彭军团长指挥的三、五军团也顺利地阻击了川军的增援,并取得击溃川军两个团的胜利。川军总司令刘湘得到模范师被歼的消息,心疼欲裂,将川南前线总指挥潘文华臭骂了一顿。严令他不要单独冒进,悠着点,以免再吃红军大亏。此后,川军收敛了不少,也不敢过于贴近红军
此一仗,我军缴获甚多,我师消耗的弹药不仅得到补充,还剩余颇多,支援给各军团,缴获的枪支足以满足红军各部的需要。关于俘虏的处理,我师向军委请示征得同意后,除了自愿参加红军的千余人外,其余的经教育后全部给予释放。对于郭勋祺,手臂负了点轻伤,我们给予了很好的冶疗。晚上,刘总参谋长请他吃饭,我和政委作陪。原来郭勋祺与刘总参谋长及陈毅同志曾是好友;还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往来也很密切。其实,郭猫子这个人并不是很反动,他出身于四川华阳县一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后因战功卓著,很受刘湘赏识,提升为旅长、副师长。刘湘知道他善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故派他前来阻击红军入川。只要红军不进占四川,便会“相机行事”。谁知刚和红军照面,就当了俘虏;说来够倒霉的。席间,我们真诚相待,使他逐渐消除了戒心,相谈甚欢。我在席上隐约地向他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目前日本侵占华北,已迫在眉捷,国难当头,我们中央红军要北上抗日,只是路过贵地而已,绝不会占领四川,希望他能向刘湘传达我们的意思。同时,也希望他能为抵御外侮多多出力。郭勋祺欣然应诺。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地释放了郭勋祺及部下7000余人。郭勋祺回见刘湘后,刘湘将其臭骂了一顿,本想撤职查办,但看他还带回了一大半人,也就从轻处理了他,从副师长降为旅长,令其戴罪立功。
在我们红军欢庆胜利的时刻,主席在享受短暂的喜悦之后,又独自徘徊在栖身的岩洞里,思如潮涌……主席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所陶醉。川军模范师的被歼,只是缓解一时的紧张局势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红军的不利局面。怎么样使红军真正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彻底地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现在,红军就一直处在被蒋介石的算计之中,行动被制约,意图无法达成,败绩连连。转兵贵州之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被追被剿的局面;敌人还是从红军的动向间捕捉到红军的行动意图。这次,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南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个比较周全的计划,有利条件甚多。可是,由于战略意图的暴露,再加之红军部队的行动缺乏突然性,使得敌人早有准备,利用水、陆两路交通的快捷,先予部署。看来,红军要实现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又是困难重重!
怎么办?是争取时间,尽快实现原计划?还是再行改道,另找他途?可这两者仍然难逃被敌军围追堵截的处境。现在唯一改变局面的办法是我们主动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动地被敌人撵着走。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是出敌意料之外,行常人意想不到的奇计奇谋。如天马行空,无迹可循。这就需要红军达成行动的突然性,行踪的飘忽性及动作的敏捷性。同时,采取迷惑敌人的手段,把敌人诱入误区……。既然敌人已经知晓我们北渡长江的计划,何不来个将计就计,继续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敌人的注意。但为避免陷入重围,可适当改道,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扎西地区;再做好暗渡陈仓的准备,突然杀它个回马枪一一回师黔北……
主席的思路渐渐明晰了,一个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即将出台……
次日清晨,我接到主席电话,询问我师炮兵部队的行军速度,我回答每日正常行军80至100里,主席听后思考了一下,说要每天保证100里左右。随后又告诉我部队马上要展开大的行动,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统统扔掉,轻装前进。我表态坚决执行。接完电话后,我知道四渡赤水的战役即将展开。因为我师的重武器多,怕影响行军速度,所以主席亲自打电话来了解情况。
上午八时,接到了中革军委的正式命令,我立即作了安排:严格命令部队精简一切不必要物品(包括损杯的山炮、迫击炮),每个官兵携带的重量一律不得超过45斤。王参谋长率第一旅及工兵部队为前卫,立即抢占土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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