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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关阵地防御战已苦撑到第十六天了,国民党军已发觉我师左、右两侧友邻部队的防御阵地已露出破绽,便集中兵力、火力猛攻两侧阵地。两侧友邻部队红二十师和红十三师支撑到现在,也算是奇迹了。弹药奇缺,阵地几次被突破,全凭血肉之躯又抢夺回来,伤亡惨重;恐怕再也无力支撑下去。一旦两侧阵地崩溃,我师将陷入绝境。我与政委、参谋长等人对当前形势作了分析评估后,统一了思想,同意了我的意见。一边暗中命令部队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有备无患,以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一边将我们的意见火速上报军团部:建议主动放弃得胜关,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向苏区内地转移,保存力量,以利今后再战。如若继续再打下去,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军团部认真研究了我们的意见后,深感危机迫在眉捷。便果断作出决定:一面命令红军各部利用夜间逐次撤离阵地,交替掩护,退入得胜关内,向建宁附近转移;一面上报中革军委请示。很快便得到中革军委的回电:同意将保卫得胜关的红五军团及配属部队撤到建宁以北地区,从北面拱卫建宁,确保建宁不再丢失。后听说为了这封回电,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同bo古、李德等人拍了桌子。
我师撤出阵地后,主动担任后卫,掩护红军各部转移。国民党军尾随其后,小心翼翼。它们十二个师猬成一团,分成两个梯队,并头依次向前缓缓推进。我本欲乘敌军在追击中,逮住个别冒险突进的敌军,在运动中速战速决,将其歼灭。可惜敌军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不肯上当,我的美好愿望落空了。于是,我只好率领红34师迅速撤到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堡垒,准备再度抗击北线之敌。
其实,这时建宁已处于国民党军东、北两路大军的夹击之中。彭军团长指挥红三、红七军团红军主力及部分地方独立师、团与国民党东路进剿军已血战半个多月了,弹粮已极度困难,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指战员极端疲乏,在国民党东路军的强大压力下,只得步步后退,目前已退到建宁附近。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北路进剿军距建宁只有百里之遥了,一旦国民党两路军携起手来,那对我们红军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国民党两路军共有近三十个师,三十万精锐部队,粮弹充足,还有飞机、重炮助战。而我们红军三、五、七军团,再加上地方部队也不过五、六万人;武器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且缺弹少粮。若再死守建宁与敌军硬拚,其结果可想而知。彭老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红军的危机,忙向中革军委请示:言明当前红军所处的危机,要求主动放弃建宁,撤向苏区腹地,再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然而,中革军委回电:断然否定彭老总的正确意见,坚决不同意放弃建宁;号召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建宁,保卫中央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在李德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下,我们红军指战员不得不竭尽全力同敌军死打硬拚;不到一个星期,红军几处防线被国民党军突破,伤亡了好几千红军战士。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下令将红三军团、红34师等部分红军主力撤到苏区腹地,留下红七军团、红五军团两个师及部分地方武装在建宁牵制、阻击敌东路军。幸亏我早有准备,才使得红34师安然撤到广昌以东地区。近一个月的防御作战,我师共歼敌10000余人,自身伤亡近2000人,其中营、团干部伤亡6人,师级干部一人,还损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作战物资(其中山炮损坏了6门,迫击炮17门,主要被敌机和重炮轰击所致)。
红军各部撤退到预定位置后,接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广昌以北和以东地区修筑工事、碉堡,保卫苏区的门户广昌。红34师、红九军团一部及部分地方武装担任广昌以东方向的筑垒工程,红一、红三、红九军团主力在广昌以北甘竹一带抵御国民党北路进剿军重兵集团。
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打下来,部队的元气大伤,各种工作纷踏而来。我与政委商量召开了师党委扩大会,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和布署,就是尽快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劲鼓起来,尽快恢复和提高全师的战斗力。部队一边休整补充,一边修筑防御工事。这时,中革军委为红军各部送来了粮食,补充的武器弹药及兵源。补充的武器弹药我全送给了兄弟部队红十三师与十四师,他们比我师更需要。我所亟需的山炮炮弹,苏区兵工厂是生产不出来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在战场上缴获。补充的500名新兵使我喜出望外,我要参谋长将这500名新兵及自愿参加我军的1600余名俘虏兵迅速编入部队,进行磨合。这样,我师兵力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略有增加。我还征得军团部同意,增加一个团的编制,便将补充团编为红34师103团。经过十来天的休整,部队基本上恢复了状态,便全力投入筑垒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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