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8.1 一张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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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大家说，那一片楼区在文革的时候死了好几个人，都是跳楼摔死的，在那一带很有名，就是关于各种不吉利的传闻很有名，大家都不愿意住那里。

    我想，什么跳楼冤魂，白给我一定去住！

    后来，我俩的聊天氛围就从卖惨大会转到房子的问题，也是各种后悔又没地方买药的内容。

    说房子，话题太沉重，提起来都是泪，所以这个话题很快就被一带而过。

    谈话内容又回到人生无常，我们俩开始交流怎样面对人生无常，事件又回到了最开始两个东瀛人顺利逃生的问题上。

    这让我想起在夜校读书的时候，有个外语老师和我们说起的一个人生经验。

    外语老师有个东瀛同事，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过来的，相处了一段时间，和他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同事情谊。

    相互信任的人，就会有所托付。那位国际友人在一次去外地之前，郑重的交给他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各种签过字的正式文件。

    东瀛同事对他说，让他作为他在中国的类似于紧急联系人，遗嘱托付人、执行人之类的，他完全没扮演过的身份。

    外语老师当时有些诧异，既觉得有些震惊，又觉得完全没必要。

    只是出趟差，去个外地，待上三五天，怎么还上升到意外死亡、深度昏迷这样生命攸关的高度，也不是被派往索马里维和，或者扛着枪炮上战场。

    东瀛同事很认真的告诉他，写遗嘱并托付遗嘱是件很平常的事，他在东瀛也有一个这样被他托付过的朋友，如果出现意外，外语老师很可能要和东瀛那边的被托付人见面。

    人生从来没有被这样托付过，我的这位外语老师年富力强，只立业还没成家，是一枝花年龄的钻石待嫁男。虽然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但还是很认真的接手了，然后是战战兢兢的盼着国际友人平安返回。

    本来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公务差旅，现在变成一个人生变幻莫测的时间隧道，等得我的外语老师严重的度日如年。

    这样的事在他们之间反复了几次之后，外语老师变得能接受了，再后来，他认真思考了这个交接步骤，越来越觉得很有必要。

    我那位外语老师说，他每隔三两个星期就被东瀛同事叫过去托付一回，后来都习惯了，一个月不找他，他还有些不自在，像是有什么事忘了干。

    他那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如果那位国际友人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他可能会很理智周到的应对，不会把精力放在震惊、伤心、或者打听事故的细枝末节上。

    这样的生死观，看起来更温和吧。

    发生意外，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在家里家外能看到的，都是行动自如、意识自主的人。陌生的，熟悉的，老的少的，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生病只和治疗的事有关，生死也只和一张证明有关。

    完全不是！

    生老病死一旦发生，就和当事人一切的社会关系有关，要去办理多到你想不到的手续，要去见你根本都没听说过的人，要处理让你脑洞开得再大都无法理解的奇葩事。

    我的一个刚退休的同事，她的老父亲死了，父亲名下的那间房子，他们姐弟三人加上老母亲，就房子的分配方式，商量了整整两年。

    结果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在一轮又一轮的比讨论国家大事还要认真和紧张的过程中，房价翻翻了！

    另一个例子就没这么欢乐了。我楼下的邻居，听说到现在还没拿到他们父亲的身故金，大约是十几万块钱，已经拖了五六年了，子女们没谈妥分成比例。人不齐就签不了字，签不了字那笔钱就一直搁在公家的账上，似乎连利息都没有。

    和我聊天的同事说到的例子更甚，他早年的一位同事，单身独居，年纪轻轻死在家里，被人发现又是叫救护车又是报警，等家人赶过去，没存折没现金，房子是单位分的，不久就被单位收回了。

    最让家人想不清楚却又无奈的，是这个人本身是当时很有名气的集邮爱好者，他的收藏任何一个人看了都知道不是凡品。但是家人在他死后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最终连一张邮票也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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