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找机会挣钱,以便向牛阿姨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是有资格娶方冬梅的。他知道,牛阿姨积贫积弱了大半辈子,就指望女儿给自己扬眉吐气呢。
新建的合资公司属于“校办三产”,外商虽投了资,实际上只是借用中方的技术资源和优惠政策,并不参与生产经营。公司里的同事也都是从学校抽调过来的老师,既希望能提高自己的待遇,又保留着读书人的意气,用的一线工人全是外地临时工。而彭福生的目标很明确——来这里就是要经受锻炼。他主动要求从最基层的车间生产做起,与临时工同吃同住。
公司的产品是一种新技术新配方的油墨,其工艺是将刺鼻刺眼的甲醛与其他原料一起注入高温高压的反应釜,经过充分的化学反应和物理搅拌,再出炉冷却。这个高风险、高毒害、连临时工都不愿干的工种,彭福生扎进车间,一待就是半年。
直到有一天,公司的一把手儿杜经理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走上反应釜的操作台,把光着膀子的彭福生从那个被戏称为“原子弹”的设备前拖进了办公室。
进了屋,杜经理先给自己的爱将倒上一大缸子冰镇汽水,然后说:“老彭,我看了你半年,你小子行,不像好多年轻人那样眼高手低。从明天起,给你换个工种啊,咱不缺临时工,缺的是业务经理……”
彭福生本就少年老成,平时又懒得修面,蓄了一脸的络腮胡子,所以无论上学还是上班,别人都很自然地叫他“老彭”,由此他也养成个习惯,对身边其他人的称谓往往也加个“老”字,显得亲切又热乎,很快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自此,彭福生代表学校,开始了空中飞人的生活。他往返于各大城市,奔波于各种展销会和技术培训会。所到之处,与地方政府谈推广、与外商谈合作、与厂家谈价格、与商家谈购销。
一年后,校办公司的油墨销量大增,反应釜又增加了两只。一段时间里,行业内部都知道轻工大学有个搞油墨的“彭老师”,二十多岁,能在几百人的培训课上一讲就是个把钟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彭福生逐渐感到一种失落——这种感觉源自他微薄的收入与外界的诱惑——每月月末,从财务处那个大铁门领出来的,是用白纸裁成的一张长长的工资条。上面有加有减,芝麻粒大小的字,详细罗列着各种科目。他的基本工资是铁定的72元,加上各种补贴和奖金,总共不到两百元。身边同事的状况都差不多,区别只是工龄和级别。
当然,对于搞销售的人来说,要想获得油水,机会也有的是。譬如就常有人带些烟酒土特,装在手提袋里悄悄塞在他办公桌下面,有的更干脆直接谈回扣。
有一次,一个浙江学员参加培训后,准备自己开印刷厂。为了技术上托底,并且买到最便宜的油墨,这人特意坐火车到北京,邀请彭福生做挂名的“技术指导”。而见面礼竟然是从老家一路背来的半扇猪——那种腌制的上等金华火腿。
这件事让彭福生沉思了很久。
但无论如何,回扣是绝不碰的,彭爸打小儿就教导他们哥俩——不能见光的钱,不要;马路上的钱,不捡;手心儿永远不能朝上。
老彭啊老彭,你得想想办法,找个更好的出路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彭福生不止一次对自己这样说。
他首先想到了雪菲老师。
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那熟悉的绵软而顿挫的声音。雪菲老师从来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中国发生巨变的这几年,她办了离职手续去了美国。如今刚回国,就接到了彭福生的电话,师生二人都感到分外开心。
“这几年形式变化太快,文学收紧、经济放宽,干部寻找第二职业,机关创办第三产业,咱们完全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一起做点生意,现在大家都在开动脑筋搞经济,几个省的文联主席都下海做生意了。刚好这次我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华人朋友,他要大量盘条,还要五万个彩色胶卷,就看能不能找到货源……”
雪菲老师大致介绍了一下市场的价格,彭福生已开始计算生意的利润了——五万个胶卷一转手,每个哪怕只赚一毛钱,纯利润就是五千块。即便只赚五分钱,也能有两千五——这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盘条更吓人,全是几百万的大买卖!
这一晚,他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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