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8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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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大早，北京慧文中学的操场上回荡着字正腔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四百米跑道上，几个高年级学生正呼哧带喘、脸红脖子粗地晨跑。食堂的大喇叭里播放着《我的中国心》和《一剪梅》，空气中处处躁动着激情。

    教学楼里已传出琅琅的早读声，郁郁葱葱的爬山虎从一层攀到四层探头探脑；婆娑的老榕树在和风中摇曳，粉的白的，榕花正盛开。

    在那个没有网吧和手机、没有堵车和雾霾、没有理财和按揭、上下学更无须接送的时代，大街上也不会忽然冒出一个主持人，举着话筒问你幸不幸福。

    这是全国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年，时钟被人为拨快一小时，以便人们早起早睡、节约用电。彭福生打了个哈欠走进教室，除了对夏时制不大适应，其他各方面他都觉得自己挺幸福。这不需要原因——幸福就是一种感觉，藏在爬山虎的叶子里，和老榕树的枝桠间。

    不久前，慧文中学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俱乐部。这天，彭福生和几个老师同学一起，将一块沉甸甸的实木竖匾立在了教学楼门口，上面是白底黑漆的一列大字——“联合国教科文北京俱乐部”。

    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校门外默默注视着彭福生的一举一动，他指着竖匾，对身边刚从校园中出来的另一个外国人问了些什么，随即有礼貌地向对方道了谢，径自朝校园大门走去。

    传达室的刘大爷见又来了个老外，便从窗口探出头，瞪着圆鼓鼓的大眼，一口地道的京片子问道：“您——也是联合国的老师吧？”

    老外友好地朝刘大爷微笑着点了下头，又向牌匾的方向指了指，刘大爷心领神会——这一定是了，刚都进去好几位了，于是也朝那老外一点头，做了个“您请”的示意，就缩回身，拨通了校长办公室的电话。

    老外快步朝彭福生走来，边走边微笑着用英语说：“早上好，小伙子！很不错的一天！”

    而彭福生却下意识地用俄语回了声“你好”，旁边刘强捅了他一下说：“英语啊，人家讲的是英语。”

    彭福生一扭脸，冲着刘强道：“英语？你来啊，我没学过。”

    ……

    上午第四节课，初三毕业班的老师们大都拖堂，有的还特意把一直虚掩着的教室门咣当一下子关紧。但学生们的心却早已溜出门缝，随着楼道中渐渐升起的喧闹声飞向了食堂。

    刘强把钢板尺插在桌子缝里，用手轻轻一弹，一阵带着回音的“嗡咚”声随即传出。彭福生耳朵紧贴课桌桌面，一边看刘强弹钢板尺，一边听着位斗儿里传来的声音——那声音很神秘，有时像呜咽的风声，有时像海滩的浪潮，有时又像千军万马即将到来。

    下课铃终于打响。每每这个时刻，整个初三年级只有（1）班的教室门能按时打开。班里三十四个同学，有三十三个都呼哨一声跑出楼道冲向食堂——对于慧文这所百年老校、北京城里响当当的市重点，此刻的（1）班却没有半点来自中考的紧张和压力——作为改革开放后慧文的第一届俄语班，全班同学将直升本校高中。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中苏结束了三十余年的对立，两国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一时间学俄语成了香饽饽，（1）班的同学们无不信心满满，坚信自己的所学必将大有所为。

    慧文的学生餐，既可买饭票到食堂入伙，也可自己从家带饭热着吃。食堂后厨有个直径两米多的笼屉，架在硕大的灶台上，免费给学生们热饭。（1）班的学生大都自带午餐，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在一起，相互换着花样吃百家饭。

    彭福生他爸心疼儿子，经常在头天晚上给他装好一大饭盒的红烧鸡脑袋，早晨带到学校，既经济又实惠。扒拉开上面的鸡脑袋，下层的红烧汤汁把米饭浸得黑里透红，油亮亮的看着就让人淌口水。每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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