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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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怀着满腔悲愤，从镇戎军返回泾原，迎接他的，是数千名阵亡将士家属白幡飘飘，举着战死士兵生前穿过的衣物，一路抛撒招魂纸钱遮道马前，父哭子、子哭父、母哭儿、妻哭夫：“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从招讨以归乎？”

    朔风悲鸣，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进。

    有关宋军好水川之败，一些史书曾有这样的记载：“延州范仲淹闻之，叹息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说范仲淹还记着尹洙当初以韩琦“大凡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来劝他出兵，现在面对战死者家属的悲嚎，恐怕再不能置生死于度外了。

    姑且不论这些史书所记是否有谬误，或者后世史家出于自已的好恶，随意的去猜测、意会，但以范仲淹为人之凛然梗直，黑白分明，及韩、范二人惺惺相惜的交情，范仲淹决不会有这样的幸灾乐祸之举。

    宋军好水川惨败，帝国朝野震动，一时间，韩琦承受着来自朝廷内外的巨大压力。但韩琦心里非常清楚，单从此次军事战术上说，自己并没有太多过错：

    如果任福按照当初制定的路线行军；

    如果任福按照他“并兵合势”的要求；

    如果任福切实执行“断敌退路”；

    如果鄜延、泾原两路同时出兵；

    如果……

    那这场惨败将根本无从发生。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一万多将士魂归大漠，做为前线指挥官，他，又能说什么呢？

    韩琦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事实求是，简单明了地上章自劾：

    臣命所部将士倾巢而出御敌，独居孤垒之中，每天盼望着胜利的捷报，而任福等将领，没有按照当初臣和他们制定的断夏军归路计划，以致兵败阵亡，上挫国威，愿正显戮。

    对于帝国仁宗皇帝来说，这几年似乎就一直流年不利，不顺心的事情总是结伴而至。庆历元年二月，就在陕西前线攻、守不定、仁宗皇帝为之烦心不已的时候，时年才一岁多的皇子赵昕死了。仁宗皇帝还没来得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宋军好水川惨败的消息又传到京城。尽管此时内宫才人朱氏又为仁宗皇帝生下了皇三子，但现在的宋仁宗，已经没有多少心情去顾及这事了。

    宋仁宗听到了好水川兵败的消息，但是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愤怒，剩下的只有震惊、迷茫、痛心，甚至还有点不相信：范仲淹不是说元昊要乞和吗？怎么会有好水川如此巨大的惨败？韩琦不是很有才干的栋梁之材吗？怎么也不是元昊对手？元昊这小子，果然是个不世出之才，难道，上天注定他是个真命天子吗？难道大宋帝国近百年基业，要毁在这小子手里吗？

    直到仁宗皇帝接到了韩琦自劾的奏折，他这才相信，宋军好水川惨败，真的是千真万确、万确千真。

    但是，这个责任应当由韩琦来负吗？

    宋仁宗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不会想不到，如果当初听从韩琦的建议采用攻策，两路出兵，占据主动，那此时夏军恐怕早已灰飞烟灭，元昊这个跳梁小丑也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最不济，至少也能保西北边境数年的平安，但是现在……但是现在……

    宋仁宗不会、也不可能承认，导致宋军屡次惨败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他的优柔寡断、坐失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良机。

    最好的防守不就是进攻吗？

    但宋仁宗却知道，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稳定大败之后的前线军心，让宋军士兵能化怯战为力量。于是，在确知了这次阵亡将领人数的同时，仁宗皇帝下诏：

    赠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

    王圭、赵津、武英、桑怿等将领一并赠官，追封其母亲、妻子，并录用其子孙。然而，对于知谏院孙沔等人处罚韩琦的要求，仁宗皇帝却有点犯难。

    韩琦忠诚为国，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就是好水川之败，兵事诡异，瞬息万变，难道全都是韩琦的过错吗？坐在和平环境里瞎**谁都会，去前线真刀真枪试试，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绝对不会犯错，会犯错的都是干实事儿的人，在帝国边陲正当危急之际，处罚这样一个精诚为国、在军事上可堪倚重的大臣，让他流汗又流泪，实在不合适宜吧？可是，如果对韩琦不做任何处罚，又实在难以服众，毕竟，韩琦是泾原一路的军事长官，好水川之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仁宗皇帝为怎样处罚韩琦踌躇不定的时候，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送来了好水川兵败为韩琦申辩的奏章。夏竦派人收敛好水川阵亡将士，在任福身上发现了韩琦戒谕任福不可贪功的亲笔信，这才知道原来韩琦早已制定了作战方案，好水川兵败，是宋军违背了原定的作战计划。

    夏竦的奏章，让仁宗皇帝大为欣慰，这让他在处罚韩琦一事上有了极大回旋余地，宋仁宗降御札给韩琦：

    李广数奇，非由失计。孟明三败，终能赎过……卿训励边师，皆合事机，但诸将偶失持重，轻敌寡谋，然其尽节死战，足谓忠勇，亦卿奖励所至。勉更悉心极虑，以图来效，倚任之切，鉴寐不忘。

    仁宗皇帝这封手札，对韩琦没有丝毫责备，反而更多的是安慰、鼓励和嘱托。宋仁宗用汉李广命运不济，春秋战国名将孟明视三败三战，最终取得胜利来安慰韩琦，并勉励他继续悉心国事，以图来效。至于对韩琦行政上的处罚，则是免去陕西经略副使、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调离泾原，以右司谏知秦州，这等于仁宗皇帝依然没有把韩琦调离西北前线。

    事情到此本该告一段落。

    但知谏院孙沔却不依不饶，上书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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