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抽旱烟的人都千方百计寻些纸张来用,那做买卖的小贩不给,三麻子就随手扔了二分钱,反正是玩骰子赢得。
就这样,才把这报纸拿到了手。
对于别人,这就是张废纸,最多能卷几支喇叭筒旱烟的用处,而对三麻子,却是个宝贝。
另外,三麻子去隔壁大通铺并不是单纯的玩钱,再说那些个出苦力的也都没几个钱,他的目的是要物色个亡命徒之类的人物,去当铺宰了那个姓胡的老板,抢回玉镯。
这点是非常符合麻子睚眦必报的心理的,但无意中却看到了这张报纸,于是暂时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回来专心研究起更大的复仇计划来。
既然黄福贵的二孙子黄长武已被派到了青岛,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应该也会尾随去那儿吧,这,是肯定的。
第二天一早,三麻子从兜里摸出昨晚赢到的三块大洋,让我去前台掌柜那儿把毛驴赎了出来。
而后一路迎风冒雪地奔向了青岛。
路上经过诸城县地,他用金元宝跟一土财主换了一辆马车外加二百大洋,再加其长工的两个良民证,这个价,我们明显是亏大了,但为了一路畅通,三麻子也不计较这些了。
三天后,我们顺利通过了胶澳铁路线,进入了青岛市区。
青岛这地儿虽不大,但却是鬼子的大本营,1917年日本人赶走了德国人,霸占了这地盘,后被赶走,但隐秘地留下了很多特务,为重返中国做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又占领了。
可以说,是那些以商人身份做掩护的日本特务在其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赶着马车通过重重关卡,来到了前海一带太平路上的一个叫龙山宾馆的旅店住下了。
这宾馆在市区属于中等档次的,一个房间两张床,一晚需三块大洋。顶一头驴的价格。
但三麻子却并不计较,下榻宾馆的当天,他就带我去布店,每人做了两身绸布衣裤,长棉袍。
我因旧裤子裤腰上还藏着那张藏宝图,不舍得扔,就干脆把裤腿铰了,当短裤穿,反正别人也看不见。
为这事,三麻子还骂了我一顿,但也没让我屈从。
住在中档宾馆,就得做上等人了,这点,我们早已做过,轻车熟路。
只是良民证上的名字有点磕碜,三麻子那张叫王老五,还算凑合。我的则是:苟臭臭,这名字一看就是没文化。原主可能也是个大字不识的阿猫阿狗类的吧,当然,给地主扛活的都是穷人,也指定没啥出息的,不定这名字也是办良民证的时候现起的呢。
不过,虽然名字臭,但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了。
来青岛的目的是准备开家商号,做些土特产一类的买卖。
麻子是老板,我是他的小伙计。
第二天,我们穿戴一新,坐着黄包车先在市区几条繁华街道转了转,接近中午的时候,就来到了岛城有名的花柳地:劈柴院。
这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贫民窟,本地土著,外来盲流、耍手艺的,跑单帮的,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小混混以及暗娼等等,大多聚集在这儿。成了青岛的一大社会风景。
而越是这种地方,信息量就越大,这也正是三麻子所急需的。
黄包车把我们拉进一条胡同后,我搀扶着三麻子来到街边一家特色小吃店里,要了三个菜,一壶酒,边吃喝,边观察着进出过往的各色人等。
这店铺靠近十字街,规格算是中等,能进这儿吃饭的,没有一个出苦力的,多是些社会上吃得开,有些能耐又爱好吹牛皮的人物。
其时,天色已近中午了,正是吃饭的时候,我和三麻子在大厅里对桌而坐,却并不闲聊。
饭店里陆续进来了几位顾客,穿棉袍戴棉帽的居多,只有一个人则头戴日本牛逼帽,穿着件油渍嘛噶的黄棉袄,脚蹬一双磨出了里子的长筒皮靴。
这人有三十多岁,粗壮结实,一进门,就晃着膀子走到一靠窗的桌前,头也不抬地大声喊道:“伙计,半斤二锅头,一碗羊肉汤,外加两个火烧,赶紧的!”
口气重,底气足,可能是这儿的常客,身份也好像管事的那类人吧,比如市场管理员或治安员。
店伙计应声奔了过来,冲他一点头:“四爷,您还……”
话刚到这,那男子忽地站起,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瞪眼道:“咋的了,看爷吃不起饭了吗?先记着,等过两天老子就把老账新帐一块给你结了……”
那伙计似乎并不怯他,而是一动不动地继续说道:“四爷,俺们这店买卖小,掌柜的说实在是快揭不开锅了呀,您还是去下一家看看吧。”
那男子一把推开店伙计,骂咧咧地刚要拔腿刚要走,眼光正和我们相碰,他似乎有些抹不开面了,遂硬声冲店伙计道:“你信不信老子会找人砸了你这家破店……”
这口气,一听就是个不入流的二混子,没啥大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