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二章结束供给制

企业大量贷款，已经达成了二十亿马克的长期贷款。

    所以说，北地不差钱，也不可能印一些不值钱的纸币，可以预见，北地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一定是硬通货。

    北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暂定为一华币等于一美元。按照银元与美元的粗略比值，一华币相当于三个袁大头。

    依照现有北地的等级设置，最低工资为五元钱，折算十五个袁大头，每个人半年的薪水三十元华币，嗯，相当于九十个袁大头。

    按照六百万人付薪水的数量计算，北地政府要付出一点八亿北地华币。

    据说，新成立的商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银元，最高40银元。

    到1933年，商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大洋。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大洋，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

    与之相比，北地的工资水平相当高，五元北地华币相当于十五个袁大头，也就是说刚才加工作的工人就相当于商海的熟练工人。

    这还是最低工资，按照企业工人的等级，最高级别是十二级，其月薪是八十北地华币。而行政职务、技术以及军队职务分十八级，最高达到月薪一百六十北地华币。

    可以说，北地人超级富裕。

    这个时代，银元是硬通货。

    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

    在四川山城，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

    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

    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1928年，商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这个价位作为北地最低工资的工人，五个月的薪水就可以购买到手。

    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商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

    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

    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

    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

    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

    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

    再后来吴虞去商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24年6月2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据吴虞日记）。

    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

    这说明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