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太平的时候,这年头也是过得格外的快。仿佛就是眨了下眼睛,时候便就到了隆庆四年。
三年多的时候不算长,但也不算短。除了番薯这些东西,已尽在种不得稻麦的地方生长起来外,各地的钱庄也已成风行之势。
隆庆二年末,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萧墨轩上疏。各地私设钱庄,须押钱银入“朝庄”做保,其名“兑押”,否则不得经营。
押银入朝庄作保,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始,小一些的钱庄,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银全部送入朝庄。
但是这样做,却也不是没有好处。押金银入保的钱庄,此后便有了兑换朝庄金券银票的资格。而若是私营的钱庄有事,自然也有朝庄那边出面帮着打理善后。
而金券银票,比起金银实物来说,携带更是方便。数年前,只那京杭大运河上往来的商人,装了半只船的金银去买卖货物的也有。若是用了金券银票,就连只包裹放了也足够,其中的风险和运费,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
于是数年之间,金券银票便在全国通行开来。初时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广拿了银票,再去京城的钱庄里兑换了去买卖的。至后来,就连兑换也省得了,都直接拿金券银票交易。
只是金券银票初行时,只在各地的朝庄内通行。每月便换一套密押,尚且保得住那伪造的手艺,尚无所失。后来扩展到各钱庄也可通存通兑之时,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
其中隆庆三年二月,假券之害最盛,只南京一地,冒领者即窃银愈万两,全国各地失银总数近二十万两之巨,朝野震动。朝庄之信,也几乎毁于一旦夕。
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个萧墨轩在,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只怕此时的朝庄便要倒下去了。
其实早在隆庆元年的时候,萧墨轩便决意要直接用水印防伪的法子去制作银票。水印防伪,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造纸匠们在无意中发明的。
首先将水印纸用在钞票上的,也有两个说法,一说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另一说是177年德国发行的萨克森纸币。
总而言之,1564年的时候,不论是大明朝,还是世界各国,都没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纸币上去。尤其是这时候的大明朝,对这种从来没有体现出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根本一无所知。
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庆三年还生出假券的祸害来,实在是连萧墨轩也低估了其中的手艺。水印造纸,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只要在盛纸浆的抄纸帘上编织上凹凸不同的花纹就可以制出。
可要将其中的花纹制作的难以模仿,又不影响印刷,倒是有难度了。
造券用的纸,也得了皇上的特允,命内衙宝钞司专制。所用的纸,也用太祖皇帝用过的桑皮纸,禁民间采买。
最后仍是卡在水印花纹一路上,改了又改,变了又变,直到隆庆二年的九月,历史近两年才制了出来。
隆庆二年七月,廷议改《大明律》,增设其中钱银一项。凡伪制朝庄金券银票者,罪即与造私钱者同,斩不赦。
隆庆二年十二月,准各地钱庄经营兑换朝庄券,假券始现。次年一月废旧券,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所以才有了二月份的假券大害。用萧墨轩的话来说,就是“最后的晚餐”,旁人虽听不懂这话的意思,那“最后”二字却是明了。
虽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为有钱庄里出了内鬼,泄了密押的底细,却又无从追究。只从三到六月间,禁兑金银,凡十两以上银票须积在一起,发文至京师堪对。
此三月间,因为禁兑金银,也是闹得鼎沸,多有乡间云朝廷欲吞民银。好在朝庄的股东,都是镇得了一方的大户,才没闹出事来。
从朝庄设立的那一天起,到改水印券,萧墨轩拉各大世家入伙的好处,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至。
期间,各地因为伪票而起的官司也是以数百起论。其中诛制假者十六,贩卖者上百。夺其田产以为赔偿,余者充国库。
六月底,尽以水印金券银票行于天下,废密押。初见之,民莫能仿之。其上又加“红,蓝,黑,黄”套色叠印花纹及难摹之花纹印章。此外,各地钱庄又增辨钞掌柜,专司辨钞一职,民间亦寻其辨真伪,其俸禄同九品,造官册,由吏部入籍,只是不与他官通。
此前或有欲仿制者只那一项叠印花纹便是难制。印券的雕版,都是手工刻制,即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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