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回责孝道家庭变态权寄宿野

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映芝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我道：“难道映芝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么？”杏农道：“只有过年过节，由映芝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映芝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

    我道：“甚么名气呢？”杏农道：“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的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映芝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映芝这两年，闹的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个筹防局的小馆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给老婆五百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馆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春上得了这件事之后，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防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防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事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映芝打听着了，连忙到了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映芝，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映芝和他分辩，说儿子并不在哪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他见映芝不说，便天天和映芝闹。可怜映芝白天去办公事，晚上到这里来捱骂，如此一连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五天一结算。映芝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昨天晚上，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映芝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映芝还磕了多少头，陪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才把他劝肯了，和他雇定了船，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

    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杏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栈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杏农方才别去。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他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了。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燥，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杨村（由天津进京尖站），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

    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净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饼摊旁边，还摆了几棵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的了。

    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的坐了一大会。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道：“怎么去这半天？”店家道：“客人只怕是初走这里？”我道：“正是。”店家道：“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买呢。客人初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劣。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这劣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

    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背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寓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背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道：“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道：“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我道：“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老者道：“卫里吗（北直人通称天津为卫里，以天津本卫也），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卫里，卫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厘卡上的捐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厘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子，就捐一趟，自然把酒捐坏了。”我道：“捐贵了还可以说得，怎么会捐坏了呢？”老者道：“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只得搀和些水在酒里。那厘捐越是怞得利害，那水越是搀得利害，你说酒怎么不坏！”我问道：“那怞捐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捐多少算的吗？”老者道：“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说起来是那做官的混帐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捐，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我道：“这又有甚么分别？”老者道：“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的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顽法。”

    正是：一任你刻舟求剑，怎当我掩耳盗铃。未知那老者还说出些甚么来，且待下回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