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医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辈“怡”是名。浙江杭州人。临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户,但他们的一支却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无收人可言。在她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带了一个姨娘离家,杳无音信。族中长辈出面,将还有一个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几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家寄养。她由她乳母抱着,去到上海的姨母家。说是姨母,其实隔了有三表。姨母家供她吃住,还供她上学,负起了养育的责任,但感情终是疏淡的。唯一亲近的就是这位乳母,绍兴柯桥人,结婚半年死了男人,遗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乡人都说她命硬,婆家人很虐待她,于是就出来做乳娘。小孩子说话说不清,一开头就叫她姆姆,连大人也跟着叫了。这种乡下女人,本是没有姓名的,渐渐的,竟就忘了自己叫什么。后来,户籍登册,登的是“高母”两个字。而她们真像是一对母女,夜里歇在房内,大的嘱咐小的努力争气,小的允诺大的奉养她一生,说到后来,两人泪眼婆娑,相拥入睡。
在世纪初,似乎遍地是这样破产的家庭与失去怙恃的孤寡,她们便是其中的一对。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赔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学,习洋文,读工科。等这一个读到中学毕业,就进了沪上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就是在这里,她将“高淑怡”这个名字改为“高晨”人生常会有一个时刻,似乎是突然之间,转变来临。这种转变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际之下,很难会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会轻着手脚行动,轻着声音说话。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她本能地选择背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在这点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荡,她和那些下人们相处和谐。底下人的是非里,她常要插人一脚,甚至有一阵子,与厨子的关系还有点暧昧。这些虽然会引来麻烦,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经楔进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这小女孩子才与她的恩主加强了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但她还是和姨母家生分着。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然后,进了医学院。医学院有运动会,每个同学都报名,她报的是短跑。她没有任何体育技能,心想,跑步总是会跑的吧!于是,早晨,就跟了同学在校园里练跑。草坪广阔,树木葱茏,鸟在枝叶间啁啾,哥特式的礼拜堂静静地矗立——这种古老的风格,因四下里年轻人的面孔和身姿而变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笼罩着她的阴霾一扫而空。她看见操场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长的影子,和同伴们的影子交错叠加,光也在交错叠加,钟声响起了。
高晨进校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在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过来,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再接着,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仅仅用“同情”是不够的。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稣,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论上,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几的人,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她不敢将这发现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
第二年,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师对她说。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并且委婉地批评她,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老师说,抗战当然重要,是救民众出危亡,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后来,数年过去,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毕业后,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女性护士则都未婚,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为应对变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之后亦相对松懈。等高晨进医院时,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事实上,各有具体的理由。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不堪增添家累;还有一位,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其实,不管何种理由,总起来就是一条,职业妇女的压力。高晨的未婚,哪条理由都沾一点:她有献身精神;有养育的责任,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可是,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所以,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遇上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初,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论破落还是上升,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革命的对象。被批判和斗争时,未婚这一点,是最让人诟齿的。人们浮想联翩,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最后的版本是:这是一个美蒋特务,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由于纪律限制,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虽然怪诞可笑,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离事实多远,却也是涉及到隐私,足够受侮辱的。这时候,还是多亏了姆姆,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称得上赤贫,你能拿她怎么样?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干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床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干,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干。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拥簇,家境中等,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而高晨安静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使他们尊敬,并且心存感激。有时候,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黄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在院子里晾衣服,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夜里小儿突发高烧,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事后呢,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鸡。这就是高晨的人间。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但这种平静温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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