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根不谈技术的事情,只是聊家常,又巧立名目给董岩的儿子、女儿各发一个硕大的红包,这一来,董岩就没法拒绝他的要求了。
圣人说得好,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面对着阮福根的金钱攻势,董岩的妻子谢莉先溃败了。她给董岩吹了一个晚上的枕头风,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说到儿子娶媳、女儿出嫁之类的小道理,最终归结为一条:有钱不赚是傻瓜,捞外快这种事情,厂里谁没干过,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干?
董岩也进行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他想象了马伟祥可能给他的各种惩罚,比如严肃批评、扣发奖金、坐冷板凳等等,甚至想到了被撤销处长职务的最严厉手段。他同时也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比如说只要偷偷摸摸去帮忙,就不会被发现,还有以后不要在经济上太招摇。他还想起马伟祥警告他的时候所说的话,按照这些话来理解,似乎只要他不出卖厂里的技术秘密,不动用厂里的资源,厂里似乎也是不会管的……
于是,董岩的星期天工程师生涯,又重新开始了。他自欺欺人地相信,马伟祥日常工作很忙,不会专门去调查这件事。他更是很天真地认为,最最最最严重的处分,也就是撤职而已。
撤了职就算了,老子如果能赚到几万块钱,一个处长又有什么舍不得的?
董岩忍着心疼对自己这样说道。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马伟祥对于阮福根的仇恨是如此深刻,进而导致迁怒到董岩头上的惩罚也变成了万钧雷霆。就在一次董岩结束了在会安的工作,搭乘长途汽车刚刚回到建陆的时候,两名警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给他戴上了镫亮的手铐。
到这一刻,谢莉才知道事情大了,她哭哭啼啼地跑到马伟祥那里去,声称愿意退赔所有的“赃款”,求厂里放董岩一马。马伟祥给了她一个冷漠的回答,声称董岩犯的是挖国家墙角的大罪,厂里无能为力。
谢莉在厂里找遍了所有的领导,一直到有人向她透露了真相,她才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是马伟祥与阮福根的恩怨,董岩无论如何都算是躺着中枪。她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马上给阮福根打了电话,请阮福根出面调停。
阮福根闻听此事,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震惊。他是做生意的人,对于世态炎凉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在自己被罗翔飞、冯啸辰他们利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已经与马伟祥等人结了怨,这个怨恐怕是解不开的。董岩是他的远房侄子,因为帮他做事而面临牢狱之灾,他不可能不管。
于是,阮福根带了昂贵的礼品,赔着笑脸,来到了海化设,求见马伟祥。他决定把自己面子当成一块抹布,任凭马伟祥用脚去踩,只求换得马伟祥放过董岩。然而,马伟祥根本就没有给他一个见面的机会,还让秘书带话,说阮福根如果敢把这些礼品送进来,他就会再次报警,让警察把阮福根这个企图“贿赂国家干部”的不法商人绳之以法。
到了这个地步,阮福根知道马伟祥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他的几句软话或者一些礼品能够打动的。阮福根在省里也不认识什么有权势的人,无法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说动马伟祥。情急之下,他只能连夜赶往京城,到重装办求救。
“这件事全怪我,全怪我啊!”阮福根连声说道,“冯处长,冷处长,你们就帮帮忙吧。如果警察一定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吧,董岩是吃国家饭的,一旦被判刑,他这辈子就完了。我是个农民,坐几天牢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能害了董岩啊,这让我怎么向他爸妈交代!”
说到这里,阮福根泪水纵横,全然没有了一个企业家的那份从容自信。
“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周梦诗愤愤然地说道,“董处长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并没有影响工作,厂里凭什么处分他?而且还走了司法渠道,这不是小题大作吗?”
顾施健没有周梦诗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他摇摇头道:“这种事情,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如果他赚的钱少呢,倒也无所谓,就算是小节问题吧。可是,听阮厂长刚才的意思,董处长赚的钱好像挺多的,超过一定金额,这就算是经济案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