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政变,这对他的心理影响非常深刻。
因此可以这样推测,唐玄宗即位以后,所感到的对皇权的威胁仍是朝廷高层和皇室内部。唐玄宗和他的宰相们如姚崇等人认真总结了“再三祸变”的起因,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以安定皇位。
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用功臣;二是诸王外任和伺察;三是整顿禁军。
应该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常是那些有功之臣权势过大,拥立某一位亲王阴谋夺权,禁卫军常常成为他们发动政变的工具。那些功臣有特殊的地位,有号召力,能够影响甚至动摇皇帝的地位。
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把拥立自己为帝的功臣们都一个个罢免,或调到外地任职,或解除实权,虚职架空,如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都在唐玄宗夺权的斗争中立过大功,先是受到重用,任为高官,但不久都或被罢职,或被外任,或被流放。
唐玄宗在位时任用的宰相,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大致有两类,一是边帅,出将入相,这种情况后来被李林甫杜绝;二是门第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本,如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他们不可能在朝廷形成大的势力,搞点儿小团体可以,搞成凌越于皇权的朋党势力都不行。
所以,尽管后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专权自恣,还是都要讨好玄宗,都要看唐玄宗的眼色行事。
李氏诸王也常常是祸乱的根源,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政变中被人拥立为帝,成为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唐玄宗即位不久,根据姚崇的建议,命诸王外任刺史。如开元二年六月,以宋王李成器兼歧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虢州刺史等。
唐玄宗把亲王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约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身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时亲赴诸王住处,赐金分帛,都不过是掩盖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纱而已。从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夺位以来,唐朝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常与北门禁军有关系。
唐玄宗非常注意对北门禁军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军,当王毛仲权势力过高时,又及时撤消了他的兵权,把他流放。接着任命“淳朴自俭”的陈玄礼为禁军将领。陈玄礼对唐玄宗忠诚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禁卫军没有发生过类似过去参与宫廷政变的行动。
在防范政变方面,唐玄宗用心极细。他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参与其中。这些人与朝官相勾结,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说天象吉凶,为一些人谋反篡位制造舆论,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传递情报和消息。
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诏书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斁(败坏)大猷(道术)”因此,“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说的是谁家有婚丧之事,需要请和尚道士设斋念佛,必须向州县打报告,指定人数。违犯者,御史台和金吾卫可以随时抓人。
在防范政变、巩固皇权的各种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唐玄宗的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感。从唐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统兵的将军发动叛乱的严重事件,没有前车之鉴,不太容易产生后顾之忧。
不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历史,由边将发动叛乱成功的例子也极少,改朝换代要么是农民战争,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窝蜂地涌进中原,而由一位边将举兵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可能是他对安禄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敢放手让那些蕃将常任久戍,拥强兵保卫帝国的边境。
这才是唐玄宗一直无条件信任安禄山的内在原因,没有发生的事情,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发生,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才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晚年唐玄宗好大喜功,内心极度膨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偏偏唐玄宗选择性的失明,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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