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石苞二人受是勋之命,领历年所掳高句丽人在辽东、玄菟二郡内屯田,练得精兵不下五千。去岁高句丽王位宫来扰,辽东太守董蒙率师与邓、石相合,御之于候城,位宫战不能胜,被迫主动退兵。回国之后,他越想越是气恼:“魏人易敌,反贼难当,吾今非败于魏人也,乃败于反贼!”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董蒙本人不通军事,所率魏卒只是坐镇后方,督押粮秣而已,真正顶在前线的都是邓艾、石苞所率的高句丽族屯兵,那些高句丽人不但对他们的故主毫无敬畏之心,反倒仇深似海,武器虽然不甚精良,作战却极其勇猛,这才使得位宫铩羽而归。
从来二鬼子比外族人屠戮自家同胞更为凶残,此后数千年的历史当中,相关事例不胜枚举。这主要原因,便是伪军深恐不受新主信任,因此绞尽脑汁要与自家的旧国、旧主相切割,故而刃向同胞,绝不心软。当然啦,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伪军队伍虽然心狠手黑,战斗力却未必能有多强,但邓、石等人所统御的高句丽屯兵却又不同,因其多为贫民、奴婢,是勋趁机祭起了“阶级斗争”的法宝,刻意煽动他们和高句丽地主、贵族之间的仇恨,因此战斗精神极其顽强。
再说了,邓、石等许诺说,但得伐灭高句丽,即使彼等返乡,而且人人都有地分,胡萝卜吊在眼前,更加增强了动力。因此这些高句丽屯兵战意高昂,再加屯兵以兵法部勒,组织性亦强,邓艾已隐现名将之姿,指挥又得法,遂能以寡敌众,击退位宫。
位宫返国后越想越是羞恼,便在国中大搜,大捕屯兵们的眷属甚至亲朋。此举自然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和怨恨。众人都道:“今为魏人御主上者,非自奔也,昔为魏人所掳者耳,主上不能救之。而反罪及妻孥,岂人君所当为耶?!”沛者得来苦苦劝谏,反为位宫褫夺其位。国内以东各村寨的高句丽百姓乃多因此而主动逃入魏境,日竟不下数百。邓士载正是见此情景,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才通过董蒙、夏侯兰等人上奏,请求往征高句丽的。
然而当时正逢关东诸王乱起,朝廷无力支援,乃警诫辽东诸将,使不许妄开边衅。等到关东乱平,是勋写信向邓艾征询远征的胜算,邓艾回书侃侃而谈,其对局势分析之精到,所拟计划之细致,都使是勋拍案称绝。于是彻底放权。即命董蒙负责后勤,魏延协助运补,把军事总责都交到了邓艾手上。
当年秋末,邓艾率五千高句丽屯兵及五千魏兵,翻越千山山脉,浩浩荡荡杀入了高句丽境内,所到之处,势若破竹。
魏军之所以进展如此神速,亦多得马幼常之助也。当日马谡说降甘宁,即押其前赴洛阳。是勋见之大喜。他对这小年轻从来都没有什么恶感,原本历史上虽然栽了一个极大的跟头,但在是勋看来,实乃孔明之过——人各有其长也。马谡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兵打仗的料,偏要让他从事他不擅长的工作,外行领导内行,吃败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着意笼络,而马谡也正想通过是勋来打开自己的上升途径,二人自然一拍即合。情密几如父子。
此番攻伐高句丽,是勋也把马谡派去了,任为邓艾的参谋。不过是勋单写密信给邓艾,说:“马幼常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然实帷幄之士,非临阵之将也。若用其谋,必可致胜,若用将兵,丧败可期。”士载你可得多留一个心眼儿啊,别蹈孔明的覆……后车之辙。
马谡给邓艾出的主意,还是他那句老话:“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理论如此,那么具体应当怎么执行呢?是勋亦有秘计相授,那就是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其实支撑古代中国,进而影响王朝兴替的,并非惯常认为的缙绅阶层,而是自耕农。当一个王朝初兴之际,往往自耕农数量极其庞大,所占比率最高,是国家赋税和兵源的最主要基础。若待王朝后期,土地兼并势不可挡,自耕农数量越来越少,则必然导致赋税、兵源无着,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且势凌中央,那就距离灭亡不远啦。
高句丽就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还徘徊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边缘,地方豪族势力庞大,所占土地、山林和拥有的奴婢、佃农数量远远超过自耕农。故此是勋授意,大军所到之处,要大力打击豪强,解放奴婢,并以所夺土地分赏之。若在中原地区搞这一套,必然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顽强反抗,恐怕寸步难行,但在高句丽境内么——俺们作为“侵略军”,没把汝等附逆的豪强杀光就够仁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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