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超薛霸的悲剧人生

    董超、薛霸二人，或生于贫寒之家，或生于破落之户，人之初性无善恶。二人出场之时，是开封府防送公人，此前生平已不可考。董超、薛霸受命监押林冲之际，不会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二人并未作非分之想，只是“各自回家，收拾行李”二人肯定不是第一次执行公务，根据最初的表现，也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例行公事。循规蹈矩不等于奉公守法，潜规则也是规矩。

    这个时候陆谦出现了。这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听说陆谦是高太尉府的虞候，董超、薛霸诺诺连声：“小人何等样人，敢共对席。”可见二人平时是没有机会与这样的人物打交道的。陆谦开出十两金子的价钱，称“奉太尉钧旨”要二人尽快在僻静处把林冲结果了。董超有顾虑，万一开封府追查起来，如何交差？陆谦说“太尉自行吩咐，并不妨事。”董超显然信不过，根据经验判断，如果东窗事发，多半是自己背黑锅，当替罪羊。薛霸就劝董超，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何况还要送我们金子！

    这时必须要进行利益计算。

    不听陆谦的，高太尉连八十万禁军教头都随随便便就收拾了，两个公人算什么玩意儿，还不和踩死两只蚂蚁一样。

    听陆谦的，开封府真要追查起来，多半是自己背黑锅，当替罪羊。但有高太尉在上面，开封府很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既不得罪高太尉，还有金子可拿。但是林冲的亲友可能私下报复，也要认真考虑。

    听陆谦的，显然风险更小而且暂时不会出现；不听陆谦的，肯定死得更快，死得更惨，眼前的林冲就是他们的榜样。不听陆谦的，意味着循规蹈矩；听陆谦的，意味着徇私枉法。二人如果不想死得更快，死得更惨，只有选择徇私枉法。

    对于董超、薛霸来说，不管听还是不听，其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都没有好果子吃，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正是小人物的可悲可怜之处，你不能在“好”和“坏”之间选择，只能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

    薛霸说：“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这就完全是自作多情，甚至痴人说梦了。在高太尉眼里，他们就是杀人的工具而已。即使他们想做刽子手，还不一定够资格，更多时候，他们不过是刽子手手中的鬼头大刀。

    董超、薛霸就在这样的选择下监押林冲上路了。

    林冲未必是什么好鸟。看他和鲁智深称兄道弟，臭味相投就知道了。鲁智深虽然具有朴素的正义感，也不过是恃强凌弱的本能而已。

    董超、薛霸很快表现出他们可鄙可恨的一面。他们下定决心要结果林冲了，就百般凌辱他，折磨他。白天在路上埋冤叫苦，怨天怨地；晚上到了客店，使诈把他的脚按在开水里，烫起了泡；第二天早上起来，拿一双新草鞋，叫他穿上；新草鞋把泡打破了，鲜血淋漓，走不得路，薛霸又威胁要大棍打他。

    此时的董超、薛霸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魔鬼。他们灭绝人性地把自己的快感建立在林冲的痛苦之上，或许是想弥补平日来自上层的屈辱。昔日高高在上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今小命却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随时都可以结果他，因而免除了顾虑，肆无忌惮地蹂躏他。

    就这样到了野猪林，看似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董超、薛霸不傻，知道八十万禁军教头决非浪得虚名，真要和他们动手，他们哪有还手之力。二人骗得林冲同意，把他连枷带人绑在树上。二人露出了狰狞面目，但终究有些心虚，没有忘记告诉林冲要把帐记在高太尉和陆虞候头上。

    林冲终于后悔了，他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想的是早日回到东京，与家人团聚，再做良民，想不到还是死路一条。他求董超、薛霸放过他，但他们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关键时刻鲁智深出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鲁智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他们，并预先在野猪林守侯。目睹二人对林冲下手，鲁智深怒不可竭，要杀二人泄愤。林冲本是明白人，就算二人不声明，也知道帐要记在高太尉和陆虞候头上。事实也如此，即使董超、薛霸奉公守法光荣牺牲了，只要高太尉还在，争着接替他们的大有人在。刽子手的屠刀坏了，要换把刀还不容易吗？。

    林冲不可能对二人没有怨恨，但此时此刻他还没有完全放弃重做良民的心愿，所以他不能任由鲁智深杀了朝廷的官差。

    陆虞候来了，董超、薛霸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鲁智深来了，立马就可以收了二人的小命。和高太尉的威胁相比，鲁智深的威胁更现实，二人还是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二人只叫：“林教头救俺两个！”又认得林教头了。

    这是董超、薛霸的宿命，也是底层小人物的宿命。他们不得不在“坏”和“更坏”之间不断进行选择，直至生命的尽头。

    当董超、薛霸在另一处“野猪林”故伎重演的时候，燕青的弩箭毫不留情地射向他们。董超、薛霸终于走完了他们可怜、可悲、可叹、可恨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