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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如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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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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