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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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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灵感,他规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绩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额外褒奖。全校五个班当然有五个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者,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平均分数是九十七分。于是状元公亲书一副对联,另外还写了一个扇面,称我为“羡林老弟”这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对联已经佚失,只有扇面还保存下来。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决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c.o.d.)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怀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时间到了1928年,应该上三年级了。但是日寇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派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办,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我住在济南,只好留下,当了一年的准亡国奴。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军阀早就滚蛋,来的是西北军和国民党的新式军阀。王老状元不知哪里去了。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表面上颇有“换了人间”之感,四书、五经都不念了,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教员阵容仍然很强,但是原有的老教员多已不见,而是换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从上海来的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出。也许是因为学校规模大了,我对全校教员不像北园时代那样如数家珍,个个都认识。现在则是迷离模糊,说不清张三李四了。

    因为我已经读了两年,一入学就是三年级。任课教员当然也不会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的教员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记住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什么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尽管有的先生没有教过我。

    初入学时,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根本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现代文艺”当时叫“普罗文学”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子,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当了会员,还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准备在计划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一些肤浅的革命口号。胡先生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准备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两年后就在上海龙华就义。

    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题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这真正是正中下怀,我写文章,好坏姑且不论,我是非常重视节奏的。我这个个人心中的爱好,不意董老师一语道破,夸大一点说,我简直要感激涕零了。他还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说我和理科学生王联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我之所以能毕生在研究方向迥异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舞笔弄墨,到了今天还被人称作一个作家,这是与董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的。恩师大德,我终生难忘。

    我不记得高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是不高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

    如果青年朋友们问我有什么经验和诀窍,我回答说:没有的。如果非要我说点什么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两句老生常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诀窍。说了等于白说;但白说也得说。

    1998年8月25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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