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别赋

    新中国建立后，齐楚担任了首届h省人民政府主席。我姥爷、二姥爷作为党外民主人士，被分别安排为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姥爷作为爱国开明士绅，在土改时没有受到批斗，只是没收了所余四百多亩包括大同花园在内的土地和十四座院子中包括客房院在内的十三座院子，还没收了姥爷在省城沦陷前夕用骡马大车拉回老家的二十四车藏书。一时间，傅集的小摊贩有了用不完的包装纸，有不少是石版或木版印刷的宋版或明、清版本的包装纸，纸质细而柔韧，很妥帖地包着卤猪蹄、羊杂碎和莫家酱红萝卜。农家灶火里也有了新能源。一部宋版线装书可烧一壶开水，一套二十四史就可以焖出几锅香喷喷的小米饭了。集市上刮来一场大风，包装纸随风而去，漫天飞舞。一位老秀才听到琅琅读书声随大风起落，在天空回荡，乍一听，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仔细听，是“吁嗟呼呜呼噫嘻哀呼哉！”后来就变成了铜钱大的雨点“噗噗嗒嗒”落下来。雨点落在水塘里，变成了一条条摇头摆尾的小蝌蚪。老秀才看了，说：“这个，我就看不懂了，这是洋文。”

    对三姥爷的安排颇费周折。他虽为爱国开明士绅，但在一个大庄园里主事多年，具有剥削者的身分。三姥爷对此没有异议，土改还没有开始，他已将地亩、房产、牲畜及其它财产悉数填表造册，上交农会。土改结束时，他也分得了一份土地，但他年迈体衰，已不能自食其力了。齐楚提议，由省人民政府聘任他为省文史馆馆员。三姥爷没有到职。他对两个老兄弟说：“二哥，四弟，我的事情做完了，有点儿累，要去咱爹那儿歇着了。”数日后，三姥爷无疾而终，终年六十六岁。

    大舅之死和图书的劫难，是憋在姥爷心里的两个疙瘩。刚解放，姥爷闭门不出，时常背剪着双手，气咻咻地在客厅里踱着圆圈，自言自语着同一句话：“我看你小殿章怎来见我？”

    农历正月初五是姥爷的生日。一辆黑色小汽车像一只神秘的屎壳郎钻进了靠近姥爷家的一条小巷。一个身穿“麻袋呢”中山装的中年人下了汽车，又从小巷里走出来，未带随从，只身一人提着一个用麻绳捆扎起来的点心匣子，步行数十米，走进了姥爷家的小院，一见我姥爷，就端正笔立说：“四老师，我来给您拜寿！”说着，就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姥爷瞥他一眼，面无表情说：“哦，是殿章，请坐！”齐楚和点心匣子都随着我姥爷打了个滴溜“四老师，你看，这是‘晋阳豫’的南糖，是老师最爱吃的！”姥爷说：“你的记性还好，可我的牙不争气了，坐嘛！”齐楚刚坐下，姥爷就忍不住问：“殿章，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可是，你诚弟呢？”齐楚凄然说：“四老师，怪我对诚弟没有照顾好。四二年，诚弟从豫皖苏边区回杞地组织抗日武装，途经鹿邑，被土匪杀害，壮烈殉国了。”我姥爷愣了一下，问道：“是被土匪杀害了么，是哪支土匪？”齐楚说：“战乱时期，无从查考了。”姥爷默然无语。齐楚又说：“已经通知杞地人民政府，追认诚弟为革命烈士了，请四老师节哀！”我姥爷问：“那位黄一升政委怎么样了？我很想会一会他，有一些事情要向他请教。”齐楚愕然说：“老师也知道他？”姥爷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齐楚说：“他也牺牲了，一次突围时，他的警卫员暗中通敌，把他带到敌人驻地，被敌人处死了。”姥爷惊呆了半晌，说：“黄政委有那么非同一般的革命警惕性，怎么让自己进了人家的‘升子’，可惜了！”齐楚说：“他平时没有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突围时，友军坐视不救，部队溃散了，他成了光杆儿司令。他被俘后，敌人用尽酷刑，他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睛不出声，死后，脑袋被敌人挂在城楼上，他倒是瞪着一双眼，一直没合上。”我姥爷骇然变色，连连摇着头说：“不说了，不说了，我的心乱了！”

    “容我再讲一件事。”齐楚说“土改时下边胡来，农民中的引车卖浆者把您多年的藏书也给哄抢了。我当时在豫皖苏行署，鞭长莫及，没能给下边的同志打个招呼。今天是给老师拜寿，也是向老师请罪！”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本本，双手捧着，放在姥爷身边的台几上，诚惶诚恐说：“这是我给老师送来的聘书。我记得，老师多年来的夙愿，就是给家乡子弟办一个图书馆。现在，请老师出任省图书馆馆长，也让我补过于万一吧！”我姥爷鼻子一酸，流下两行清泪，说：“好了，小殿章，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没多久，寡居多年、正在当小学教师的大妗，也收到了县政府颁发的“烈属证”门楣上挂上了“光荣烈属”牌。大妗没好气地说：“不是说他策动旧部哗变了么，怎么又变成烈士了，是谁叫他变成烈士的呢？”

    从此，每年农历正月初五，齐楚都要登门向我姥爷拜寿，小汽车照旧躲到那条小巷子里，齐楚照旧弃车步行，不带随从，执弟子礼。直到他成了中共中央委员、h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但也有人说，齐楚一来，姥爷家门前直到巷口，就出现了便衣站岗的。

    在姥爷的客厅里，大家已不再提及大舅的事情。因为姥爷打过招呼：“不要给殿章出难题了。你们想想看，小诚就算是他的亲兄弟，如果黄政委再加上别的什么人说他策动旧部哗变，离队叛逃，他又能怎样处置？现在，黄政委也牺牲了，与小诚相比，其壮烈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能让殿章拿一个烈士挂在城楼上的头颅祭奠另一个烈士呢？只好又冒出来一股土匪，但也说不定真的是土匪所为，历史上有多少千古之谜啊！总之，不要再提了！”

    母亲和姨妈们却不愿放过跳蚤。跳蚤一进城就当上了比县长还要高一个等级的厅长。但他一提起我大舅还要咬牙切齿，不忘我大舅持空枪撵得他团团打转之仇。小姨说，怎么？多亏诚哥没有留下尸骨，要不，难道他还要鞭尸不成！

    母亲说，厅长好像活得并不快活。他与那位女学生的战地浪漫曲早已曲终人散，仍旧带着家庭包办的结发妻进了省城。他掌权以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对原配夫人谎说，要跟随齐楚出国访问，出国就要带夫人，当然不能是没有文化的黄脸婆，让外国人见笑，有辱国格。他的夫人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干脆利落地与他离了婚，还叮嘱说：“你到了外国也得招呼着点儿，别见了洋女人也骨头里发酥，翻人家墙头，叫人家砸砖头，那外国砖头也伤人！”

    姥爷客厅里爆发出了快意的喧笑。

    姥爷却说：“二妮儿，你又刻薄了！那位厅长不是受处分了么？他错在煞有介事地撒谎，至于他的婚外恋情，倒不必妄加评论。子曰：‘君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尚且没见过喜好仁德像喜好美色一样的人，何况他的原配夫人是父母包办，这样的婚姻也造就了不少革命者呢！因此，所谓跳蚤厅长的是非也不要再提了，谁家炕头上没跳蚤？”我三姨是一位穿“麻袋呢”的“三八式”干部，当时也坐在客厅里。姥爷说：“三妮儿，你要是见了跳蚤厅长，要代表你诚哥向他赔礼道歉，要是他还不解气，你就把手枪退了子弹交给他，叫他撵得你满院子乱跑就是了。”三姨连连点头说：“是哩是哩！”满客厅的人又轰然大笑。

    后来就到了笑不出来的时候。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揪出了一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原h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批判，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姥爷看了报纸，深嵌在眉棱下的眼珠就像灯泡一样鼓出来“怎么？‘升子’还没有装满么？去年，我们杞地的留德博士、省政协副主席也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又打到第一书记的头上了！齐楚是省长，又是第二书记，他是不是也要出事了？”

    姥爷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久，就传达了齐楚批判第一书记的发言，说他攻击“农业合作化搞急了，搞糟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了”诋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姥爷又是一愣“怎么？齐楚是第二书记，就这样批判第一书记，有推卸责任乃至于落井下石之嫌吧，这不是齐楚之为人！”那时，我已到省委机关报做了记者，我告诉姥爷，听说齐楚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迟迟没有发言，受到了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是那种“猛击一掌”的批评，他才提高了觉悟。他发言后，毛主席站起来带头鼓掌。姥爷颓然倒在躺椅上，说：“怪我书生之见，齐楚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啊！”齐楚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带领全省人民“大跃进”率先在全国“发射”了一大堆小麦高产“卫星”、小土炉炼铁“卫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正在女子高中教书的母亲不会用小土炉或任何炉子炼铁，当然也不会教学生炼铁，就公开表示谦虚说，她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大跃进”接着就没有多少懊悔地当上了“右派”去农场放牧五只奶山羊，还让我给她买书，钻研起畜牧学了。再接着，就出现了“三年灾荒”h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也创造了全国记录。

    那几年，齐楚实在太忙，顾不上给我姥爷拜寿。我姥爷却急着见他，说：“殿章怎么不来了？我要问他，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他是怎样理解的？难道是让他这样制造‘幽灵’吗？”我对姥爷说，在齐楚同志亲自主持下，省委制定过一个“持续跃进”规划，每人每天喝多少牛奶、吃多少苹果都有十分具体、十二分诱人的指标，报社已经发排，就要在次日见报时，省委突然打来电话，让报社赶紧撤稿，说中央书记处来了一位分管农业的书记，看了规划，发火说，保守了！姥爷又颓然倒在躺椅上，闭上眼说：“总之，我要见一见齐楚！”

    后来，害了浮肿病的二姥爷来省城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对同样衰弱不堪的我姥爷说：“四弟，你大概见不到殿章了，他在‘人大’会上作检讨，说着说着，就‘噗嗵’一声，在主席台上跪下了，痛哭流涕说，要向全省人民请罪，要求党中央给他严厉处分。”姥爷闭着眼，泪水却从眼角里涌出来，哆哆嗦嗦说：“这个小小殿章，他他还会流眼泪！”我说，不久前，齐楚同志去y东农村视察，一进村子，十室九空。他走进一个农家，看见床上躺着骷髅，就一下子晕倒了，醒来后痛哭失声。姥爷、二姥爷听了，也都哽咽不已。但他老哥俩对早年的得意弟子总长着“偏心眼儿”姥爷擦了老泪，又问：“h省的事情怪他，全国的事情怪谁？”二姥爷说：“四弟，你不要讲下去了。这事情，中国眼下没人管得了，只有马克思管得了！”

    一九六二年，一个不是正月初五的日子，一辆小汽车又悄然钻进了小巷。几年不见，齐楚已明显地变了模样，面色蜡黄，目光滞呆，皮肤下已经没有了脂肪层的保护，上眼皮和双下巴都打着皱折耷拉下来。他与我姥爷相对无言，沉默了半晌，他望着阳台上的兰草说：“它需要浇水了。”我姥爷说：“文竹也枯了，顾不上它们了。”挂钟“嘀笃嘀笃”地敲打着难耐的寂静。姥爷又问：“殿章，你还记得石柱这个人么？”齐楚愣了一下，手指敲着脑瓜儿，赧然说：“脑子不好使了！”姥爷说：“就是你领导农民暴动时，给你牵马的那个人。”齐楚说：“哦，想起来了，是农会会员，一个扛长活的棒小伙儿。”姥爷说：“他老了，你也见老了。”齐楚说：“岁月催人老啊，他现在怎么样了？”姥爷说：“我去了一趟家乡，在十字路口看‘护麦布告’，石柱拄着拐棍走过来，把拐棍捣在布告的尾巴上问我：‘这是谁的名字啊？’我说，是咱杞地老乡亲齐楚。石柱说：‘咋还是他？毛主席咋就这么喜欢他，咋还不叫他走啊？只要叫他走，我这就去给他牵牲口！’”齐楚神情悲戚而端坐不动，说：“四老师，我就要走了，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齐楚奉调去了广州。姥爷送他离去时，忽想起三十六年前，他就是去广州上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就有了毛润之先生以江淹别赋为弟子送别的佳话。姥爷百感交集，怅然吟咏：“‘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姥爷老泪纵横，不能终句，哽咽说：“殿章，要自责，也要保重！”齐楚眼含热泪，接咏别赋：“‘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姥爷责怪说：“怎能说‘永辞’呢？”齐楚含悲不语，鞠了一躬，说：“四老师，我去了，我以余生向家乡父老赎罪。”直到小汽车从小巷里钻出来，姥爷还久久地望着一缕远去的烟尘，掉下老泪说：“这是怎么了？我不懂！”

    不幸“决北梁兮永辞”竟成了谶语。一九六七年七月，齐楚于“文革”中病逝于广州，终年六十一岁。“文革”一开始，我姥爷就成了“封建余孽”被赶出了省城，借住在一个被发配农村的亲戚家里，竟能苟延残喘到八十四岁，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病故。姥爷弥留之际，说起了昏话：“快叫齐楚来，我有话问他。”母亲说：“爹，齐楚早走了！”姥爷又说：“那就叫小殿章来！”母亲说：“爹，小殿章和齐楚是一个人啊！”姥爷说：“不，不是一个人，我要带小殿章回傅集，就住在客房院。”母亲说：“爹，客房院也没有了！”姥爷说：“怎么没有了？你诚弟还在客房院等他，还有事跟他商量呢！”

    卷外篇浪漫的薛姨

    ？卷外篇？浪漫的薛姨

    南阳的天上也在落炸弹。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离开杞地，刚刚到了南阳，就见到了随省城女中逃到南阳的薛姨。薛姨露出诡秘的样子说：“孟姐，我给你讲一件稀罕事儿！鬼子在白河岸边扔炸弹，炸出了一对野鸳鸯！”母亲笑着说：“你又要耸人听闻了不是！”薛姨说：“你不信？那一天，鬼子飞机鬼哭狼嚎着俯冲下来，尾巴一翘，滴溜溜扔下来一颗炸弹，轰隆一声，天崩地裂，把一棵大柳树削去了一半。浓烟散去时，却看见一对鸳鸯鸟在树下相拥而卧，毫发未损，泰山崩于前而爱不改色，而且加倍地如火如荼。公鸳鸯小声叫道：‘小妹，你醒醒！’母鸳鸯闭着眼娇声说：‘阿哥，刚才是怎么了？天上怎么掉下来好大一个破锣！’”母亲笑弯了腰“你又瞎编排了不是！”薛姨说：“你不信？你就去问问，不止我一个人看见了，母鸳鸯粉嫩粉嫩的，嘴角有一颗美人痣；公鸳鸯白净脸、高鼻梁，戴着一副玳瑁框的近视镜。”

    母亲脸上刷地没了血色。

    玳瑁框眼镜在父亲的鼻梁上一惊一乍地发亮，滑下来、推上去，又滑下来。

    “这因为仅仅因为一个小黑驴儿！”父亲急头怪脑地分辩。

    “什么？从哪里跑来一个小黑驴儿？”母亲气得耳朵支棱着。

    我记得，那是一头十分可爱的小黑驴儿。父亲曾看着他记录下来的曲稿，用手指在桌子上击打着节拍，脑袋一点一点地哼唱：说黑驴儿，道黑驴儿，说起黑驴儿有故事儿。

    白脊梁骨白盖衣儿，白尾巴尖儿白肚皮儿。

    粉耳朵、粉囱门儿，粉鼻子粉眼乌嘴唇儿，还有四只白银蹄儿。

    花鞍子儿，铜镫子儿，檀香木镶就驴捋棍儿。

    金嚼子儿，银环子儿，五花笼头花穗子儿，哧不楞登尥蹶子儿。

    男男女女驴身上看，只坐着俏溜溜的小佳人儿。

    躲在门外的薛姨跳进来说：“张先生，别绕圈子了！孟姐问你跟‘美人痣’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牵出一头小黑驴儿？”

    父亲涨红了脸“你们听我说么！我要搜集南阳大调曲，还要记下曲谱，是不是？你们知道，她她是k女师音乐系毕业，会记谱，还会把民间使用的‘工尺’谱翻译成简谱或五线谱，是不是？她父亲又是南阳著名的‘曲痴’，珍藏着秘不示人的曲稿，是不是？我在河边碰见她，希望得到她的帮助，请她首先帮我把小黑驴儿的曲谱记下来，是不是？谁知偏偏来了飞机，偏偏在那里扔了炸弹！”

    “往下说！”薛姨不依不饶地追问“扔炸弹时，你们做什么了？”

    “在炸弹底下还能做什么？”父亲怒视屋顶如同怒视着那颗来得不是时候的炸弹“一个男人本能地要保护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本能地要得到男人的保护罢了。”

    “说呀，你怎样对一位美人儿进行你本能的保护？”

    父亲结结巴巴说：“她说她说哎呀，吓死我了！我说我说不不要怕”父亲受审似地感到屈辱，瞥了薛姨一眼“我还能做什么！你们男女混杂，挤在黑古隆咚的防空洞里，倒不知会挤出点什么罗曼蒂克来呢！”

    “好一个猪八戒，你倒打一耙！”薛姨用她很好看的虎牙咬了咬嘴唇，冷笑说“我这是何苦呢？想当初，你的老丈人把孟姐关起来，不叫你们见面。是你死乞白赖地求我为你们穿针引线，当了西厢记里的红娘。‘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只怕这‘玉人’换了人呢！孟姐，你要本能地管教好你的张先生。哼！”她一扭腰肢，转身走了，从省城穿来的高跟鞋在南阳古城的粘土地上敲打出轻脆的鼓点，走进对面的小屋，又从窗口里伸出脑袋喊叫：“孟姐，叫小斑过来跟我睡吧，你还得为你的张先生照料没满月的小张生呢！”

    父亲还在向母亲苦苦辩解：“你知道的，听南阳大调曲是我儿时惟一的精神享受。我上燕大时，在郑振铎先生编选的白雪遗音中看到一些明代流传的著名曲目，竟是我儿时听乡间艺人还在传唱的段子。你说，何不趁我们失去了图书、失去了书桌、又恰好流亡南阳而无所事事的时候，把这些曲目搜集起来，以免后人再生‘广陵散’之叹呢？”

    我不记得父母亲是怎样和好的。

    炸弹崩出来的桃色事件扑朔迷离，只是由于人们经久不息地复述才储入了我童年的记忆。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对此一重大历史疑案进行考证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了。前边引用的“小黑驴儿”倒是确凿无疑地存在着。刚才一想起小黑驴儿，在书橱最下层的抽屉里就“嗵嗵”作响，像是刨蹄子的声音。我从抽屉里取出一摞竖写的文稿，那是父亲六十年前亲笔记录的鼓子曲存。从字迹发黄的文稿中霍地跳出了一头依旧年轻、依旧欢势的小黑驴儿。

    我记得母亲讲过，薛姨是她在h大学读书时的低年级同学。在省城开封，她家与我家只隔着一条街道。我们逃离开封以前，只要她一阵风似地撞进门来，我家的盆盆罐罐都会跟着她乱蹦乱跳。她会唱谁也听不懂的英国歌，会唱母亲也能跟着唱的“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甚至还会唱知识阶层不屑唱、她偏要用手指夹着别人的烟卷儿并做出打瞌睡的样子唱那支“烟花那个女子唱罢了第一声”而且，十分惊人的是，她会吹十分动听的口哨，一努嘴唇，就有五颜六色的细丝线线从她花骨朵一样的嘴唇里一颤一颤地扯出来，丝丝缕缕，五彩缤纷，在小院里缭缭绕绕，老槐树也跟着喧闹起来，满院子洋溢着槐花的香气。

    一天晚上，薛姨却哭着来到了我家。母亲也在陪着她落泪。后来，母亲带着我去看她。在她的客厅里，我看见了她和一个军官的合影，相框上披着黑纱。照片上的军官年轻英俊，有两道浓黑的剑眉。薛姨娇滴滴地把脑袋歪在他的肩上不愿抬起来。母亲说，他击落了两架鬼子飞机，他的飞机也被鬼子击中了。他跳伞降落在鬼子阵地上，用手枪打死了两个包围上来的鬼子，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父亲叹息说：“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呢！”母亲说：“哪有三个月？结婚三天就分别了！”

    又一天，母亲不在家，薛姨一如往常地来了。她的头发蓬松着，不经意地努着嘴，却没有口哨飞出来。她从我父亲身边把我抱过去，在我父亲名字前边加了一个“小”字，对我说：“小张聪，叫我亲亲你！”就把我举起来“叭”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又对着镜子，望着印在我脸上的唇形口红，皱了皱眉，表示遗憾说：“唉，绝对不是樱桃小口！”却又释然地笑着“但是，像菱角！”又斜睨着我的父亲“你说，这个菱角好不好？”父亲愣了一下，点头说：“好，很好！”她就把我放在地下，闭上眼睛，仰起下巴说：“过来呀，吃了这个菱角。”父亲眼睛里有火光一闪却又在瞬间熄灭，说：“应该叫贾宝玉来，他爱吃女人的胭脂，当然也爱吃女人的口红。”薛姨撒娇说：“哪里是口红呀，我刚才嚼了南方的槟榔，酸酸甜甜的哩！”她凑近我父亲，再次闭上眼睛，努起嘴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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