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老姥爷中举

减去一天，八月十四，日落净场，不可“继烛”就是说，不可点灯延续时间。

    老姥爷一听，惊出了一身大汗，重感冒霍然痊愈。他急忙回到“号房”眼看太阳西斜，料想剩下的一篇文章怎么也写不完了，功名利禄之心顿时化为泡影。老姥爷转念又想，与其在这里袖手呆坐，困守苦城，何不顺遂天意，能写多少是多少呢？不求功名得失，无愧于十年寒窗之苦也就是了。老姥爷这样一想，忽觉得心静如水，世事如烟，文思如清泉涓涓出。到了净场时刻，文章只差一个结尾。这时天色昏黑，已经看不清考卷。老姥爷想，好了，我已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了。一位监考官背剪着双手缓步走来。老姥爷从容搁笔，整襟而坐，准备缴卷。监考官却在他案前款款坐下，捧起一个水烟袋，用火镰子打着火石，点着了黄糙纸折叠的火媒子“吩”地吹起了亮光，兀自吸起烟来，照得案前一亮。老姥爷急忙重新提笔，借光收尾。监考官用了三个火媒，吸了六袋水烟。老姥爷恰好完卷，匍匐下跪说：“请恩师再吸一袋烟！”监考官说：“为何？”老姥爷说：“弟子只顾得借惠光以完残卷，未能一睹恩师容颜。”监考官向肩上挂了水烟袋，背剪着双手扬长去，说：“一脸枯皱皮有啥好‘睹’的！到了发榜之日，向贡院墙头上‘睹’吧。”

    农历八月底是发榜之期。那一天，贡院全体考官齐聚“致公堂”上，将中试考卷取出，共八十一份，当众将密码加封的姓名揭开，叫做“揭晓”由最末一名揭起，高呼中试者姓名，当即写在榜上，依次写到第一名。贡院有一个来自杞地的仆役，在我老姥爷的私塾里当过书童。他躲在“致公堂”窗外偷听揭晓姓名，暗自在心中记数，记到第八十一名，没有听到我老姥爷的姓名，就急急出了贡院，让一个从傅集来省城卖梨的老乡亲回去向我老姥爷捎信劝慰。

    那天，老姥爷正给弟子们开讲论语？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老姥爷口诵了原文，正要开讲，卖梨的忽在窗外喊叫：“夫子呀，我给你捎来个不老好的口信儿，怪你时运不济，这一回省城‘乡试’，你榜上无名了。等下回吧，不要难过啊！”老姥爷听了，面色平静如初，向窗外拱手说：“多谢了！”又若无其事，向弟子们开讲：“达巷地方有人说，博大呀，孔子！他有广博的学问，却没有让自己成名的专长。孔子听了，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做什么呢？赶车吗？当射手吗？我还是赶车吧。”老姥爷面带自嘲的微笑，对他的弟子们说：“孔子尚且挑选了赶车的活计，那么，我呢？我能做点儿什么呢？我去为孔子牵驴，好吗？”众弟子含泪不语。只有一个弟子站起来说：“老师，您对这次‘乡试’，难道没有一点遗憾吗？”老姥爷嗟然叹息说：“岂能没有？有的，我愧对三个火媒子，这样的内疚是世人少有的啊！”接着，却听见锣鼓声由远而近。原来，捎话的仆役偷听“揭晓”时记错了人数，他离去后，中试者才全部“揭晓”老姥爷是倒数第八十一名，正数第一，是为“解元”好一番热闹过后，老姥爷又喟然叹息说：“可惜，我写不出好文章了！”有人问他何至于此？他说：“文章是远离功名、心净如水的时候才能写好的呀！愧负‘解元’之名，常存得失之心，就要意乱神浊、提笔惶悚了。”

    我不知道，老姥爷此后写文章是否又写出了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只是听说他不愿做官而拒绝去京城参加“会试”继续在杞地办私塾多年。慕名从学者容纳不下，他就在门前贴了“人满”的告示。有人对他说：“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听听，孔子说，只要‘有人带着干肉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你能说‘人满’了么？”说得老姥爷惶恐不已，慌忙揭了告示。自此，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递上门生帖“自行束修以上”趴下磕三个头，出去就自称孟解元的弟子。杞地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自我夸耀的俗语：“我的老师谁不知（杞地土音读zhe)，县南哩，孟广洛。”这位孟广洛，就是我老姥爷。若干年后，姥爷向我批讲说，孔子讲的“束修”是十条干肉，这是弟子交给孔子的一个学年的学费。我问，老姥爷要收多少“束修”？姥爷不知其详，但知道举人办私塾所收“束修”是秀才的七八倍，那肯定是一个让孔子羡慕不已的数字。老姥爷办私塾数十年，亲授弟子二百多人。加上老姥娘善理家政，家里就有了一千亩良田。

    清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一年，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北京贡院。光绪二十九年的“会试”改在开封贡院举行。开封贡院是老姥爷中举的“吉地”杞地和省城官员乃至老姥爷的同科举子，都来鼓动他参加这次“会试”老姥爷躲进文庙，避而不见。一天，有一个疯老头用拐杖击门求见，自报姓名“火媒子”字“水烟”老姥爷一听，急忙迎出门外，看见那老者一手执火媒，一手捧水烟袋，翘二郎腿，侧身坐门槛上。老姥爷倒地便拜。老者稳坐受礼，说：“解元小子，皇上把‘会试’送到了家门口，你为何畏怯不前？”老姥爷匍匐在地说：“京都贡院尚且不保，开封贡院岂可容弟子苟且偷安？纵有三百六十名新科进士及第，写得上千篇八股文章，怎抵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怎保我中华大好河山？”老者惊悚不语，仰天长叹而去。老姥爷慌忙爬起来，追在他身后说：“请留步，弟子惶悚中未敢仰视，容弟子看恩师一眼。”老者泣不回头，说：“还看个啥话儿呀！我这张老脸没处搁、一把老骨头也要没处埋啦！”

    老姥爷目送老者踉跄去，终日无语。忽一日，老姥爷得了“魔症”长发披肩，赤脚奔跑于旷野之上，迎风呼号，泣问苍天：“天耶！杞人忧天乎？非耶，天令杞人忧之！”又说：“女娲安在哉？请问何以补天？”语未终，涕泣不能言。

    月余，老姥爷病情稍减，又对三个儿子说：“我无病，国有沉疴，速找药方去吧。要中药，也要西药。”我姥爷和他的两位兄长分别进入京城和省城高等政法学堂寻找药方，找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略，此后都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三姥爷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建立民国后，老姥爷病情大有好转，出任杞地教谕，极力引进西学，创办师范和农业、化工学校，提倡教育与实业救国。我姥爷和二姥爷也以国学、西学双学历继承父业，在杞地创办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私塾”不唯讲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还要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为弟子们订阅了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传播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据说，老姥爷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孔老夫子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老姥爷和他的儿子们就在杞地翻开共产党宣言第一页，用朱笔圈点着第一句话，互作问答说：

    “共产幽灵可来杞国游荡乎？”

    “可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个“新私塾”已载入中国共产党杞地党史，因为它的第一批弟子，日后成了杞地第一批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老姥爷溘然长逝。众弟子在傅集为他修建了一座“大同花园”立碑详述其生平事迹。为他树碑立传的弟子中，日后有举矛造反的“赤匪”头目，有兴师镇压“赤匪”的显贵高官，有出国留学的洋博士，有生产“雄鸡牌”肥皂以取代日本“洋碱”而振兴中华实业的小老板。老姥爷在发黄的照片上注视着色彩斑驳的弟子。没有笑容，只有无言的沉思。

    关于老姥爷的最后一个故事，是看管大同花园的老人传播开来的。老人说，每逢凄风苦雨的黄昏，或是明月高照的夜晚，花园纪念堂内时有无形无影的脚步声来去匆匆，忽而怒呼长啸，忽而谈笑高歌；忽而紧锣密鼓，忽而丝弦轻拨；忽而绵声细语，忽而叫骂声恶；忽而杯觥交响，忽而枪声大作。鸡啼时戛然而止，恍然可见幢幢人影悄然离散。之后，看管花园的老人走进纪念堂洒扫庭院，打开窗户，放走满屋的烟草、火药味，也偶尔闻到兰麝之芳香；扫去皮鞋、布鞋、草鞋留下的脚印，还捡起过几个冒着青烟、灼热烫手的子弹壳。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看守花园的老人望见老姥爷骑着一头白眼窝毛驴儿，颠儿颠儿地离开了花园。他急忙追上去说：“哪儿去？不怕冷啊！”老姥爷钻进大雪，仰天呼叫：“雪呀，好热的雪呀！”毛驴儿四只银蹄刨起了朵朵雪花，雪花又化为血红的云缕缭绕远去。雪野尽头，大风又送来老姥爷渐去渐远的呼喊：“火呀，好冷的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