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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正果&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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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3(李敬泽)1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许是复杂性,现在我落下的每一个文字或许都是一种证据。我要说一说本文的“身世”因为本文和这里应该放的文章明显存在着一定距离,我将陈述的就是想拉拢这个距离。是2003年春,我给山花杂志投了一篇小说:让蒙面人说话。不久,我接到何锐主编的电话,表示了他对该小说的好感,并决定他们将放在一个特定的栏目推出。所谓特定,就是要配发一篇有关我和我小说的印象性的东西。谁来写这文章,何主编给我自己定人的权力,但我确定了人后,他又认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议我最好请敬泽先生来写。我说他我可能请不动的。何主编倒爽快,说那你不管了,我来落实吧。果然就落实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有远距离又真切的关怀和指明。这次解密再版,编者希望我做个跋记,我以此代劳,恰好证明我对此文的偏爱,同时似乎也说明我不擅长作这类文章,甚至还有点畏惧。2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说,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基本上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清晰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就经历了几重变换:解放军、武警、转业军人、国家干部、有职无业人士等;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以我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抛弃它,从6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2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11万字草稿中整出一部4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想放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经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杆,来年照样要生出小树枝。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我深切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难,是我的幸福。也正因此,我对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给予过我各种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记念。3有人说我,把写作当作生活来生活,这是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生活中,我除了迷恋小说之外,几乎别无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我将大把大把的时间和内心纷纭的热情、愿望、秘密都变成了文字,同时也把自己基本变成了一个苦行僧。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无法改变自己。我像一个瘾君子不能返回到从前一样,只能以当下的姿态继续不变地熬过我未来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不变是无奈,也是痴迷。我要安慰一下辛苦的自己:一个有为者的人生总是在无奈和痴迷的交加中度过的。有人想不痴迷又有为,并且似乎已找到各种聪明的途径,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在我看来,聪明的价值不见得比弱智高,甚至,聪明的价值经常是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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