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赛珍珠

上到一半就跑出去撒尿。这样的学堂更像是个幼儿园。刘岳厚的教学方法是听其自然，布置了作业，学生做不做都无所谓。学生的家长对刘岳厚也没要求，反正以后都是种田。

    刘岳厚在村上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因为他是不用干农活的文化人。他的一手毛笔字总有机会派上用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布以后，要由他用一丝不苟的欧体抄出来，贴在墙上供人瞻仰。除了生产队长和会计，没人的地位能和他相比。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大队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姚五妹成了其中的积极分子。那一年，县委书记参观了大寨回来，下决心也要搞一个样板。他提出了四个“笔笔直”的口号，责成刘岳厚像抄诗一样地抄下来，把这口号贴得到处都是。

    河道笔笔直，

    道路笔笔直，

    房子笔笔直，

    树要笔笔直。

    “笔笔直”里的有一个“笔”在这里应该是语气助词，当地的方言习惯这么说。于是一个冬天里人就没闲着，县委书记亲自蹲点，水被抽干了，硬是用人工，把原本弯曲的河道修直。周围几个大队的民工纷纷前来助战，广播里整天播着革命歌曲。有一天，县委书记来工地慰问，心血来潮，即兴凑了一首诗，从此诗兴大发，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在大战河道的同时，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诗歌运动。乡下人写的诗都是顺口溜，一边干活，一边凑句子，凑得差不多了，便往广播站奔。什么样的打油诗都有，什么人都写诗。干活写诗，吃喝拉撒睡也想着写诗。我只记得姚五妹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两句：

    大家警惕高，

    敌人要破坏。

    小学生也被组成了少年突击队。那时候广播里常播放的一首歌，是“拿起笔做刀枪”笔和当地口音中的女性生殖器的读音完全一样，孩子们十分起劲，却不怀好意反反复复地唱着这一句。姚五妹那时候也大出了一阵风头，没有比她更不怕出洋相的女人了，由于她誓死不嫁富农的声名远扬，那些前来助战的民工，千方百计都想一睹她的芳容。在宣传队里，她什么歌都敢唱，什么舞都敢跳，反正乡下人不花钱白看戏，有热闹就好。她的肚子开始一天天地大起来，也没什么怀孕反应，照样跳，照样唱，疯得跟傻大姐似的。她和刘岳厚的婚事已经成为事实，那年头有没有结婚证无所谓，姚五妹和胡矮子反正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因此也不需要离婚。

    群众诗歌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轰轰烈烈转眼间灰飞烟灭。只有刘岳厚是唯一热情不减的积极分子。别人凑出了几句诗，说过就忘，他的诗都抄在小本子上，一首接一首。作为他的学生，我第一次听人说诗要押韵，在他教育我之前，我一直以为诗只是些分了段的汉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写诗的人叫诗人。为了凑韵脚，刘岳厚成天捧着一本新华字典，颠来倒去，很快就把它翻烂了。这是他当兵喂猪时，在省城的一家新华书店排队买的。他的脸上时时露出别人根本就不懂诗的神情，而且开始不屑于去广播站，对着话筒发表朗诵他的诗歌。他非常虚心地拜一位下放的报社老记者为师，据说这位白发苍苍的记者，曾经发表过好几首诗。

    虽然刘岳厚的学历只是小学文化，自从他决心要当诗人以后，那种鄙视别人的神情就在他的脸上固定了下来。他的教学也越来越不像话，到春天又一次来临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地压缩了算术课，毫无道理地加大了语文课的比例。他似乎忘记了自己面对的是混合班的学生，他对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讲述自己的诗，而且规定每人起码要会背一首他的诗。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诗应该算是白话押韵诗，都是说些空泛的大道理。他的学生成了他最初的读者。他感觉良好，然而没有一个学生喜欢他的诗。

    仅仅是写诗，那种小的工作笔记本，就用了好几本。在一开始，写诗不过是自娱和折磨学生。能写诗的这种感觉很好，刘岳厚敢于鄙视别人，别人便不敢不尊敬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村上唯一不怕生产队长的人。生产队长霸道得很，可是拿他毫无办法。那一年，刘岳厚的长女刘丽英出生了，他丝毫没有因为做了父亲就此成熟。既然有了诗，家庭对他来说，已经不太重要。女儿哇哇地哭着，他却躲在教师办公室里苦思冥想，为一个韵脚走投无路。我记得刘岳厚最下工夫的，是一首叫老犁头的长诗。这首诗折磨了他好多年，有无数个版本。最早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的，是一首十行的短诗。他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了一个当家做主的现代老农民，如何热爱集体。我之所以还能记得是十行，是由于他每讲一句时，就举起一个手指头，当他的十个手指头都伸出来的时候，他的诗也就全完了。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回南京上了高中。有一天，刘岳厚捧着一叠厚厚的诗稿，十分神秘地出现在我的家里。这时候，他已经是四个小孩的父亲，人和过去相比，瘦了些，头发长了些，看上去有些潦倒，但是更像是诗人。他来我家的目的，不是为了看望过去的学生，而是来向我的父亲求教。他向我父亲解释这首诗的来龙去脉，虚心得像一个小学生。让我和我的父亲都感到难以忘记的，是诗响亮的开头：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刘岳厚的诗似乎是长进了不少，在一开始，就是敲击挂在村头大树上的一截犁头的声音，一共八声，八个惊叹号。他解释说，在他的诗中，作为人物的老犁头，和挂在村头大树上的铁犁头可以合二为一。他说老犁头这个人物，可以用已经不能耕地的犁来象征，虽然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了，但是仍然可以废物利用，挂在树上当钟使，可以警钟长鸣。这是一首长长的叙事诗，从老犁头的童年说起，讲他怎么当长工，怎么给地主老财干活，怎么反抗，怎么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等等，等等。中共党史上的大事件，差不多都写到了。从解放前，到解放后，肃反，反“右”大跃进，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一本“四人帮”时期的教科书。我的父亲读了以后，不得不连声说有气势。这时候，我的父亲刚刚被结合进一个创作组。他的思维有些迟钝，根本合不上时代的节拍。作为一个作家，除了写检查，他已经有多少年不曾写过一个和创作有关的字，因此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刘岳厚有些了不起。

    父亲的表扬几乎使刘岳厚忘乎所以。他的脸上放着红光，羞答答地说，省出版社可能要出版他的这首长诗。父亲向他表示祝贺，并答应为他力尽所能地改正诗稿中的错字。这是我父亲唯一能够效力的地方。可惜长诗中的错字，也太多了一些，结果原计划一晚上就能看完的诗稿，足足让我父亲改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刘岳厚来取稿子的时候，为自己诗稿中太多的错别字，感到不好意思。我父亲安慰他说:“这不要紧，你看你的字，就写得比我好，我小时候没练过毛笔字，这字就一直写不好看。”

    省出版社最终也没有出版刘岳厚的诗稿。诗稿在出版社放了一年多，换了一位编辑，建议刘岳厚把这部诗稿改为长篇小说，并要求他把当前如火如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写进小说。刘岳厚因此也从业余的诗人，变成了业余的小说家。他加强了原诗中本来就很浓的火药味。小说稿完成以后，不同的领导提了不同的意见，刘岳厚修改了无数遍，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也没有能最后定稿。

    第四章

    1

    赛珍珠一直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有这种理想的人很多，许多最终成为作家的人，向文学青年谈起自己的文学道路时，常常会这么袒露心扉。天底下什么样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赛珍珠认为，一个作家不应当在30岁之前，就去创作小说，除非他有在绝望和无助中生活的经历。出去寻找创作素材的作家，好像是出海打鱼的渔民，好像是钻进深山老林狩猎的猎人，肯定写不好小说。创作不应该成为打鱼或狩猎，生活就是生活，一个人应该顺其自然，不应该刻意追求什么，不应该处心积虑地别有他图。

    赛珍珠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到中国来的。她出生三个月以后就来到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就是她的世界。如果她真有什么天赋的话，那么就是她能够欣赏周围的一切。能够欣赏是作家的重要天性，赛珍珠对什么都感兴趣，甚至对左邻右舍的农事，也很乐意弄个明白。她看到了手工种田的奇迹，一切都靠自己的双手，没有拖拉机，没有耕牛，也没雇帮手，男主人完全是靠自己，加上自己的妻子、儿女、儿媳以及刚能干活的小孩，用手把水稻一束一束地插进田里。这是真正的自给自足。遇到干旱的日子，农民忧心忡忡，用各种稀奇古怪的仪式，祈祷着老天赶快降雨。

    中国是赛珍珠真正面对的世界，她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在少年时代，赛珍珠读了许多有关西方的书籍，有美国人写的，然而更多的还是英国人的书。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公认的观点是英国才有文学，而美国通常是粗鄙的，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学。在赛珍珠父母的藏书中，有成套的狄更斯，成套的萨克雷，还有乔治？艾略特和瓦尔特？司各特，以及一套版本很好的莎士比亚全集。这些名著充实了赛珍珠的少年生活。美国文化只能体现在流行杂志上，为了不至于和本土的文化脱节，赛珍珠的母亲在众多的美国杂志中，订阅了人物评论家，而父亲挑中的是世纪，此外，还订了圣？尼古拉和青年指南。赛珍珠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那种独一无二的作家，和她的独一无二的生活分不开。她的文化准备，确实是与众不同。

    重新回到中国的赛珍珠，发现了许多和以往的不同。首先是视点发生了变化，在美国读了四年大学，这已经足以让她用一双美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其次，中国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赛珍珠去美国读书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朝王朝被推翻。留在中国男人脑袋后面的那条猪尾巴似的小辫子没有了，共和与维新成了最时髦的口号。赛珍珠已有整整四年，没有机会运用她所熟悉的汉语，潜藏着的记忆大门突然又被打开，虽然一些话语对她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但这并不妨碍她倾听这些熟悉的声音。她熟悉这些语调，因为她就是在这些语调中长大的。

    昔日的中国姑娘如今无一例外地成了孩子的母亲。这些人曾经都是赛珍珠的好朋友，现在她们把她拉进自己的房间，十分好奇地向她问这问那。她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她的个人问题。她们奇怪赛珍珠的父母，为什么不尽快地给女儿找个婆家。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赛珍珠的脸顿时红了。这时候，她身上的传统中国文化影响又开始起了作用。她变得腼腆、窘迫，而且有些无可奈何。她的年龄今天看来还很年轻，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在周围的人，甚至赛珍珠自己看起来，已不算太年轻。美国本土的小伙子对于她来说，实在太遥远，而在中国石油或烟草公司工作的白人小伙子，又因为不是门当户对，很自然地被排斥在可以选择的对象之外。

    虽然赛珍珠自己不是传教士，可是她属于传教士的团体，是教会学校的新任命的教师。传教士团体的思想，其保守程度，丝毫也不比古板的中国人逊色。

    赛珍珠或许是和英租界的白人小伙子有过约会，她不加考虑地接受过他们的邀请，很快就因为这种冒失挨了批评。传教士团体中有一位老人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了一个经纪人，那么你就必须离开你的母亲。”

    赛珍珠不甘示弱地说:“我的父母不在乎我嫁给什么人。”

    “可是我们在乎！”

    2

    赛珍珠在婚姻态度上，显然是保守的。在自传中，她虽然想把自己邂逅的每一位男士都写下来，然而所有的故事都很平淡。在庐山，一位正疗养的患肺结核的小伙子，似乎坠入了赛珍珠的情网，他苍白的脸色开始泛红，不再像过去那么缄默消沉，胃口也变香了。小伙子同样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他的母亲吃惊儿子的变化，意识到他对赛珍珠的兴趣与日俱增。赛珍珠没有谈到那位母亲是如何影响自己儿子的，反正戏刚开场，便让人惆怅地匆匆结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赛珍珠到了结婚的年龄，到了做母亲的岁数，她似乎有些按捺不住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在婚姻的决定上，是草率的，或者是盲目的。赛珍珠只能用旧约传道书里圣人说过的“人总是要结婚的”来解释自己的选择。在赛珍珠看来，是人就应该结婚，对于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靠自由恋爱，与一个碰巧生活在你周围的最合适的人选结合。人们决定结婚，不过是众多巧合中的一个。

    赛珍珠生性敏感，东西方两种文化都在她身上起着作用。她向往着浪漫的生活，又迫不及待地想做贤妻良母。她热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更渴望过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结婚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好途径，可是她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合适的婚姻对象可以供她选择。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没有爱情的生活，同样可以过得非常愉快。她羡慕自己那些儿女成群的中国女友，即便在父母的包办下嫁给从未见过面的男人，丝毫也不影响生活的幸福圆满。

    一场持续了17年的婚姻，从此左右了赛珍珠的生活。这不是一场幸福的婚姻，它几乎是在重蹈赛珍珠哥哥婚姻失败的覆辙。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无意中撞进了赛珍珠的生活，他们彼此选择了对方，事情就定了下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士，赛珍珠结婚后第一个惊人发现，就是他根本不信什么教。他只是作为农业专家受雇于在华的长老会传教使团，来中国教中国的农民如何种田。时至今日，这个年轻人的精神依然可嘉，但是他的行为却不能不说是自以为是。和传教士的工作最终被证明是徒劳一样，按照美国人的方法教中国人种田，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滑稽的喜剧。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耕耘了几千年，他们按照祖宗留下来的方法浇水施肥。一家人至多也不过5英亩的土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洋鬼子多此一举地来教自己如何种田。

    赛珍珠丈夫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赛珍珠随着他一起深入中国的农村，不辞辛劳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丈夫和农民就种田的事宜进行交谈，她便和一旁的妇女孩子们说笑。婚后最初的岁月，就是这么度过的。虽然她从一开始就对丈夫的工作表示怀疑，但是她的教养使她没有把这种怀疑轻易流露出来。既然嫁给了一位农业专家，她就应该做一位农业专家的好妻子。她常常为此做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只是当丈夫的中文已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她才走过去充当临时的翻译。她显然要比他更了解中国人，一眼就看出了中国农民对他们唯一的兴趣，就在于他们是洋人，是与自己不同种的怪物。农民们只是好奇，只是在看热闹，觉得这一男一女两个洋人十分可笑，眼睛是蓝的，金头发，个子竟然有那么高。赛珍珠的丈夫想把自己在美国农学院里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的农民，可结果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可教的，相反倒有不少可学的东西。

    这场婚姻给赛珍珠的唯一好处，就是她有了一个充分了解中国农民的机会，在这之前，她所了解的中国社会，是老妈子和用人的社会，是成天围着传教士转的中国教民的社会。由于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只有真正地解剖了农民这个社会细胞，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20年后，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获奖评语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真切而且取材丰富，以及她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杰作。”不管这评语是否贴切如实，赛珍珠能够大胆老练地描写中国农民，和她的第一次不幸的婚姻，有着分不开的联系。这是一个因祸得福的典型例子。浮光掠影也罢，道听途说也罢，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写虽然没有臻善臻美，但是丝毫也不比当时别的一些中国作家差。

    在结婚前，赛珍珠一直待在富庶的江南。结婚以后，她和丈夫居住在北方的小城中。他们在乡下有一个小农场，为了丈夫不切实际的理想，他们小夫妻走遍了穷乡僻壤。丈夫骑一架老式的自行车，赛珍珠坐轿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女人赶路都得坐轿子，轿子的周围都挡得严严实实，除了前面挂着的那块蓝色布帘可以掀起来。在空旷的地方，赛珍珠总是把那闷人的布帘掀开，而接近村镇的时候，赶紧放下布帘，以免那些没见过洋人的好奇者围观。经常难免的是一些步行或骑驴的人，在路上看见了赛珍珠夫妇，立刻加快步伐，赶在他们前面到达一个村庄，然后像发布什么重大新闻似的大喊大叫，招来了一大堆围观者。

    刚开始，赛珍珠就像中国那些怕羞的小媳妇一样，每到一处，用力扯紧门帘，躲着不让那些等候看热闹的人观赏自己。渐渐地，她意识到大家只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并没有什么恶意，就索性走出来，让看热闹的人看个够。在他们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看客，当他们找了客店准备住下，那些看热闹的人，一定要店主跳出来撵他们走，才会不急不慢地散去。如果不是在农忙的日子里，中国农民给人的印象，总是闲着无所事事。有时候，被店主撵走的看热闹的好奇者，会又一次返回客店来，从门缝，通过房门与地面之间大约6英寸的缝隙，歪着头，把脑袋贴在地面上偷看。胆子大的，甚至用蘸了口水的手指，将窗户纸捅上一个小洞，观察赛珍珠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有一次，赛珍珠的丈夫不在，那些调皮小伙子，竟然大胆地撞起门来。他们把其中一个人推到门前，通过猛推他，来撞击已被闩着的房门，他们一边闹，一边哈哈大笑。赛珍珠有些害怕，她毕竟是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白种女人。在她童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女人曾警告过她，说中国男人对白种女人的兴趣，一点也不比白种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兴趣差。如果可能，所有的中国男人都想和白种女人睡觉。早在两百年前，中国的一名皇帝，就想娶欧洲的美人当妃子。占有白人女子，在中国男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一种成功，那些后来有机会能娶白人女子为妻的男人，很让普通的中国人眼红。赛珍珠越想越怕，她搬了一张大椅子顶住门，自己站在椅子上面，以为这样，那些在门口闹的年轻人就看不到她的脚。但是那些年轻人依然是闹，直到尽兴了才走。

    婚后的几年里，赛珍珠和中国民间的交往十分深入。她终于开始被当地的中国人所接受，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她和一些中国妇女成为比较亲密的朋友，相互之间说着悄悄话。中国女人向她打听白人夫妇之间的事情，也向她诉说自己的故事。赛珍珠发现她们像她一样，对对方的秘密和隐私，有着浓厚的兴趣。让一些中国年轻女人感到羡慕的，是赛珍珠可以和自己的丈夫，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说有笑，而传统的中国年轻女人，则只有躲在闺房里时才可以这么做。她们总是做出非常矜持的样子，仿佛只有这样才是恪守妇道。她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和自己丈夫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她们的丈夫白天要下田干活，要照顾店里的生意，晚上回到家，要尽孝道和父母一起待上几小时，要到很晚才回房间睡觉。结果这些寂寞的年轻女子，只好和比自己的地位更低下的女佣拉家常。

    3

    据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在1919年，仅仅是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便有6636人，传教点有1037个，而天主教的欧洲神父，有1500到2000人。如果赛珍珠不写小说，只是像她的父母那样，献身于轰轰烈烈的传教事业，今天恐怕就没有人再来议论她了。如果赛珍珠继续为传教士团体工作，在教会学校当教师，我们今天同样也不会再议论她。在1918年，也就是她结婚的第二年，中国的教会学校大约有1。3万所，其中有14所大学。赛珍珠如果不是因为写小说，不是因为她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在好莱坞大获全胜，她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话题。

    美国人曾狂妄地把中国的教会学校，称之为东方的西点军校。他们觉得自己正在替中国培养未来的领袖和指挥官。然而历史嘲笑了固执的美国佬，中国的发展并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赛珍珠一开始就对传教事业心存疑窦，这是她没有继续走父母老路的根本原因。赛珍珠的丈夫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路，有些走不下去。有一天，他终于很沮丧地对妻子说，他打算去南京的大学求职，那里有个空缺正等着他。这意味着他已经决定放弃自己最初的理想，已经承认了自己事业的失败。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里，在有着自己形成的一套卓有成效的耕作方法的中国农村，赛珍珠的丈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西方农业技术根本行不通。

    对于赛珍珠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北方的农村，新文化运动若有若无，赛珍珠深感闭塞，现在又有了一种重返现代中国的感觉。以城市而论，南京还是一个旧式的城市，它既不像北京那样是政治文化中心，也不像上海那样是经济和现代工业的重镇。虽然不久以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可是在赛珍珠刚刚定居南京的那一段，这座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城市，风气仍然保守尚古，是抵制白话文运动的老学究们的堡垒。这里仍然凝聚着浓郁的旧文化气息。赛珍珠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里教授英国文学，很快又在另一所省立大学里兼课。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北洋军阀时期，各种牌号的军阀打来打去，你死我活，没有任何是非可言。赛珍珠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大学生，有享受奖学金的基督教徒的子女，有花钱如流水的富家子弟，也有发愤苦读的贫苦人家的穷学生。

    教学之余，赛珍珠开始了写作生涯。她的最初作品，并不是那部后来让她获得名声的大地，而是另一部书名叫流亡者的传记。这部书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她最初的目的，只是为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有一幅外祖母的肖像。赛珍珠是那样地热爱母亲，母亲离她而去以后，她意识到为母亲写一本书，是最好的让她得到永生的办法。书写好了以后，赛珍珠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想到让它出版，她把它放在了箱子底下，直到自己成名以后的有一天，才突然想到了它。于是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它已经是赛珍珠问世的第七本书。

    不妨想象一下赛珍珠在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的日子。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外国人，她在中国的日子肯定是舒适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得到的种种特权，自然会给每一位在华的外国人带来很多好处。赛珍珠住在一座优雅的小楼里，门前是一片大花园，一年四季开放着不同的花。书房在楼上，从摆着大书桌的窗户极目远望，能眺望紫金山的风光。在这样的书桌前，写出一些优美的文字来，丝毫也不奇怪。窗外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美好，危机被暂时的太平景象掩盖了，军阀间的混战离得很遥远，灾难，饥馑，秋季的传染病，仿佛都不存在。

    赛珍珠当年住过的那座小楼，若干年以后，成为南京大学的校产。我在这所大学读本科，读研究生。整整七年里，它一直是中文系的所在地。谁也想不到这座白颜色的小楼，却是未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地，是一部轰动世界的著作的摇篮。它最初只是一家普通外国人的房子，它的不同寻常，完全是因为赛珍珠在这里完成了她一系列的重要作品。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这座小楼显然已经几易其主。下水道堵了又堵，楼梯也重修过了，在它的四周，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已经竖起来，但是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见证。赛珍珠当年就是在这座房子里进行创作的，在后来的文章里，她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这座房子的喜爱，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南京这个城市的热爱。她承认自己的这种特别喜欢，是由于所有的这一切给她带来了创作上的灵感。

    很多人都以为赛珍珠一举成名，事实上，她的第一部书稿问世，并不像设想的那样轻松。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所以能够出版，完全是由于经纪人不懈的努力。投稿对于一位无名作家来说，往往不是件愉快的事情。由于赛珍珠的文章，要从中国寄往美国，邮费昂贵，路上耽误的时间很长，到了编辑部，还要压上好几个月，因此与其苦等退稿，还不如把投稿的事拜托给经纪人省事。赛珍珠的经纪人，是她从地摊上买的一本叫作家指南的小书上发现的，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是出版这第一本书，却花了大力气。经纪人曾把赛珍珠的书稿投寄给纽约的每一位出版商，结果到处碰壁，要是最后一家出版公司再次拒绝的话，经纪人就准备把书稿完璧归赵给她。

    东风，西风在赛珍珠众多的作品中，可能很不重要，但是它最大的好处，是给了赛珍珠开始写作大地的勇气和信心。她的一生功名，完全取决于大地。没有大地，就没有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奠定了一切。虽然赛珍珠相信自己迟早会成为一位作家，但是怀有这种自信的大多数人都成不了作家。赛珍珠无意中选择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写作她的成名作。这时候，中国发生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巨大的变化，北伐革命终于成功了，南京被国民政府定为新的首都，蒋介石和宋美龄女士的婚姻成为当时最热闹的话题。在赛珍珠的印象中，蒋介石是一位中国军人，从未去过西方，外表上看是道地的老式中国人，而宋美龄却年轻漂亮，从11岁时就住美国，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外表谈吐，完全是西方派头。这两个人的结合，被赛珍珠形容为，一个强悍的旧式男人，娶了个强悍的新式女人。

    赛珍珠对新的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在某些方面，她有些接近老派的中国人。她不像当时那些追逐时髦的年轻人一样，凡是新的东西就一概喜欢。新的国民政府在她眼里，和旧军阀北洋政府，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她总是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来考察新政府的所作所为。当她注意到周围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清朝政府时期强到什么地步的时候，她不可能举起双手赞成国民政府。她甚至反对国民政府建设新都市的计划。不管什么样的政府，能否给老百姓过太平日子，过幸福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清朝政府时期虽然腐败，然而却没有那么多的战争。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痛苦，这是赛珍珠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北伐成功似乎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赛珍珠坐在窗前写作的时候，窗外推土机轰轰作响。这种从西方引进的庞然大物，正在把成片的旧房子，碾成废墟。南京将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要修建宽阔的马路，马路边要种下此后几十年里仍能让人赞叹的梧桐树。要盖许多新的大楼，供各种各样的政府衙门办公。要装备新的电力设施、新的排水系统、新的卫生设备，要建造新的影剧院、新的百货大楼。所有这些，不仅不能使赛珍珠感到兴奋，恰恰相反，让她感到的只是疑惑。

    在赛珍珠的思维里，南京像古耶路撒冷城一样古老。石子铺的路面起伏不平，街道又窄又弯，有些地方，人力车拉过来的时候，行人不得不紧紧地贴墙站着，才能让车子通过去。到处都是露天的污水沟，家庭主妇们往里边倒着生活用水，男人们堂而皇之地往里撒尿。人多的地方便有集市，成堆的蔬菜，整筐的水果，搁在案上的鱼和肉。算命的，卖旧书的，卖老鼠药的，耍把戏的，卖小吃的，都掺和在了一起。赛珍珠无法想象这样古老的城市，如何就能现代化起来。她看到的，只是破坏，再破坏。毫无疑问，赛珍珠是在一种十分保守的心情下，写作大地的。她怀念着正在失去的旧中国，耳朵边回响着窗外居民因为不愿意搬迁，和执法人员的争吵声，以及相互之间议论的抱怨声。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使得大地成为一本讴歌新政府的书。当那些从一生下来就住在老房子里的老人，被强行搬迁而号啕大哭之际，赛珍珠甚至想冲出去打抱不平，大声疾呼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她终于意识到了国民革命的意义，这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她已经没有权力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号施令，没人会在乎她，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听从她的指责。她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受惠者，现在，她受人敌视也就不足为奇。国民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要比过去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强硬得多。外国人的特权开始受到限制，赛珍珠只能把她的不满，发泄在要写的书上。

    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从本质上说来，是一部典型的怀旧作品。它讲述中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也是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保守意识始终占着上风，在这样的作品中，向往未来变得极不重要，重要的却是过去，是那些应该被淘汰的陈芝麻烂谷子。大地中充满了落后和同情，落后是中国的现状，是赛珍珠的耳闻目睹，同情是发自赛珍珠内心深处的一种怜悯。不管中国人会怎么想，不管中国人究竟需要不需要这种怜悯，这种情感在她却是绝对真诚的。

    4

    赛珍珠绝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大地一举成名，她想不到自己的作品竟然会那么适合美国人的胃口。不仅美国人喜欢，整个欧洲大陆也为之震动。她更不会想到这本书会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写作大地的过程是平静的，事实上，前后只花了三个月，写完了以后，赛珍珠对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够出版心存疑窦，很想能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帮她评判一下。她的哥哥正好也在中国，赛珍珠十分羞怯地告诉他，自己写了一部小说，他善意地笑了，说这件事很有趣。赛珍珠觉得仅仅凭这点，还不足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让他花费宝贵的时间来读自己的小说。她压根也没想到和自己的丈夫谈一谈此事，她的丈夫对文学毫无兴趣。犹豫再三，她意识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偷偷地将稿子包扎好，一咬牙寄出去，听天由命。

    无论是写作大地，还是在等待这本书出版的岁月里，一切都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在大地刚出版后的日子里，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她在大学里教着书，课余便骑马出城去乡间漫游。秋天里，南京的郊区非常优美，田野里一片金黄，稻子收割了以后，拾穗人穿着土布衣服，挎着竹篮，在遍地都是稻茬的田里不时地弯下腰去。在拾穗人的身后，几只白颜色的鹅摇摇摆摆觅着食，随处可见一片农家乐的景象。年轻的母亲坐在门口给小孩喂奶，老婆婆则在阳光下支起了纺车，孩子们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谷场上做着游戏。国民政府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开始初见成效，对于郊区的农民来说，一个太平盛世似乎就要来临。赛珍珠独自骑马，穿过碎石子铺的古道，沿着乡间的土路，一直骑到有着梁朝辟邪的村庄才下马。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梁朝辟邪，现在已成为南京城市的标志。在西方论述中国雕刻的书中，辟邪被称为石狮子。可是赛珍珠当年所见到的辟邪，显得十分凄凉，它孤零零地站在村口，站在空旷的稻田里，忍受着人类对它的冷漠和戏弄。人们在它宽大的身上晒着刚洗过的衣服，那些破破烂烂红红绿绿的旧衣服，披在辟邪身上，充满了一种滑稽荒唐的感觉。当地农民充分满足了对外国人的好奇心以后，开始向赛珍珠生动地讲述有关辟邪的传说。这传说流传了一千多年，已经无所谓真伪。

    有一个疑问常常困惑在赛珍珠的心头，这就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往往要比目不识丁的农民更愚昧。在新的国民政府中，看上去是聚集了一大堆人才，这些人是中国的精英，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说起英语法语来，甚至比汉语更为流畅，但是他们固执起来，往往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声音。中国知识阶级的自以为是，有时候要比农民的保守更可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赛珍珠和一位身着非常合身的西服的青年官员，谈起梁朝的辟邪，刚说到一半，这位青年官员立刻予以否定。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南京附近，根本就没有什么辟邪。”

    “是那种像石狮子一样的辟邪。”赛珍珠小心翼翼地说。

    “哪有什么石狮子？”青年官员莫名其妙地傲气，他提醒赛珍珠是受了农民的骗。

    赛珍珠为这位青年官员否定历史的态度感到震惊，她温和地反驳说:“西方学者对中国动物石刻心慕已久，你若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很多图片和资料，你可以——”

    “我再说一遍，南京附近，没有什么梁朝石刻。什么辟邪，什么石狮子，都是骗人的鬼话！”青年官员很不耐烦，满脸的别人都很蠢的表情，提高了声音说着“我是中国人，我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难道还不比你知道得多？”

    赛珍珠的大地出版以后，她听到许多类似的指责，当然这些指责都是针对她的作品。大地的出版很顺利，目光敏锐的出版商，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本能打动西方读者的读物。1931年的3月2日，大地出版了，赛珍珠收到了第一本样书。但是随之而来的，不是快乐。这时候，赛珍珠的老父亲已经病入膏肓，赛珍珠把新出版的大地递到父亲手上，父亲已经无力再把这本书看完，只能向女儿表示自己的祝贺和歉意，不久他就与世长辞。10年前，赛珍珠的母亲长眠在中国，10年之后，赛珍珠的父亲又在重复母亲走过的路。

    也是在赛珍珠收到大地不久，由于特大暴雨，洪水泛滥，长江堤坝被冲毁，整个南京城陷于大水的包围之中。这个城市处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1931年对于越来越向右转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年头。世界范围之内的红色风暴正在兴起，左翼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全球的作家差不多都在向左转。位于中国江西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屡屡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外患内乱，天灾人祸，无一不动摇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

    洪水包围中的南京仿佛成了一个孤岛，赛珍珠参加了抗洪救险的工作。有趣的是，她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车，也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匹骏马。她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所贡献的只是一种精神。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当然应该像别的居民一样，尽一份自己的义务。大水一直淹到了城墙边上，在骑马去工作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传奇故事中的人物。黄色的洪水在临时筑起的大堤外汇合，一天天地上涨。陆地上的农民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为靠捕鱼捉蟹为生的渔民。水天一色，巨大的城墙倒映在洪水里。赛珍珠把马拴在一棵古树下面，搭上农民的小船去她的工作地点，救护工作的繁重丝毫也影响不了她的激情。赛珍珠每天都干得很辛苦，这种奇特的经历，让她感到十分有趣。

    赛珍珠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自己新出版的书命运如何。她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功，当洪水退去的时候，她开始着手的工作，是把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翻译成英文。她给水浒起的洋名是allmenarebrothers。如果再翻回成中文，就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兄弟”套用成语可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赛珍珠前前后后用了四年时间翻译这本书。这本古典名著显然影响了赛珍珠小说的风格，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大地三部曲的后两部中，发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幸运之神正在向赛珍珠招手。中国有句老话，运气真来的时候，想拦都拦不住。虽然赛珍珠最初得到的反馈，是对大地的严厉指责，发出这种指责的，既有中国读者，也有美国读者，但是决定图书命运的市场，被一只神奇之手打开了，大地一炮而红，被权威性的每月书社选中，出其不意地成为了畅销书。好也罢，坏也罢，大地开始成为话题，虽然出版的只是大地的第一部，后两部还没有写出来，成功已经不可阻挡。在大地出版的第二年，赛珍珠获得了普利策奖，这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标志着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作家了。

    第五章

    1

    自从刘岳厚逝世之后，我一直在想，像他这样对写作痴迷的人，究竟应该不应该算为作家。如果以发表的作品算，刘岳厚一生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省报上的一篇被编辑删改过的小说。过去的多少年里，刘岳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和报纸杂志打交道，他是各式各样的出版部门的常客，很多编辑都认识他，提到他时便是一个接一个的笑话。在今天，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对写作痴迷的人了，也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下了那么多苦工夫、在作品上仍然没有进步的永远的习作者。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的作品是习作，是一种练习，可惜这种谦虚对于他没有任何长进。他总是在原地踏步，仿佛小学里的留级生一样，永远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刘岳厚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在这里讲述刘岳厚的故事，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我承认自己对他有过不恭敬的地方，我承认自己曾经是那样地不耐烦他，然而那是在他生前。现在，刘岳厚已经火化成了一堆骨灰，面对他的空中的魂灵，我起誓，自己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刘岳厚的一生表示着崇敬。刘岳厚留给我了一大包水平拙劣的遗稿，这些遗稿是失败的记录，是对一个人不懈追求的讽刺。我不想以成败来论英雄，英雄和狗熊无论有多大的区别，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要睡的人。英雄狗熊都是一生，都得死。

    成功的作家我见得实在太多“成功”两个字里，永远包含着很多水分。我的生长环境，让我有机会从很近的距离，考察祖父辈和父辈这两代作家的成功。我见过太多所谓功成名就的人。我熟悉许多一炮而红的作家，知道他们潦倒时的模样，也看到过他们摆出的名人派头。我所熟悉的历史告诉我，一位作家的成名，其实不是什么难事。难的也许倒是像刘岳厚那样永远不成名。从一个不名一文的人，一跃为当红的作家，实在是识几个字的秀才的成龙捷径。成名肯定比买中六合彩的机会要多。作家成名，有时候和小人得志，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运气这玩意永远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在作家的队伍里，不是作家的人，永远比作家多。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便有什么样的文坛。在中国，文坛变成政坛，已有悠久的历史，从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官员，或者从官员变戏法似的突然成为作家，向来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即使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如此，东欧和拉美都有作家成为总统的例子。

    刘岳厚始终没能成为文坛的一员，未必就是多大的憾事。偌大的文坛，什么人都能进，什么人都能混，刘岳厚只不过是在门口徘徊，也挺好。他不停地踮起脚，往神秘莫测的文坛里张望，渴望自己能成为文坛的一员，眼巴巴地望了一辈子。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这种执着的追求。老实说，刘岳厚的文章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写好过，但是平心而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和文坛上充斥着的狗屁文章相比，他丝毫也不比那些徒有虚名的著名作家差。如果运气好的话，刘岳厚完全也可能成为著名作家红极一时。所有的文学浪潮他都赶过，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伤痕文学问题小说，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具有现代意味的新潮小说，从纪实文学到通俗文学，从押韵的诗到不押韵的散文，从电影剧本到电视剧本到广播剧剧本，只要是由文字组成的东西，他都写过。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刘岳厚。我熟悉很多写作的人，他们对作家坚持每天写作不屑一顾。他们已经是作家，是很有名望，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作家，可是有一点让我始终百思不解，这就是他们根本就不热爱写作。他们总是在找各式各样的借口逃避写作。与其说他们是作家，还不如说他们更像作家笔下的人物，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一些十分无聊的事情上，却美其名曰是在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有时候成了自己行为不端的遮羞布，潇洒竟然成了堕落的代名词。他们绝对不会像刘岳厚那样，没完没了地写，那样徒劳地在文学的土地上耕耘。他们甚至鄙视写作。他们所以还在吃着写作这碗饭，是因为写作能给他们带来比较满意的结果。因为写作，他们当了官，成了有地位的文化官僚，在做官的人面前，他们是作家，在真正辛勤写作的人面前，他们是官。对于他们来说，写作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他们厌恶这个过程。他们自己不写，却嫉妒那些不断在写的人。

    刘岳厚永远也不厌恶这个过程。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成功的希望太渺茫，结果固然重要，由于总是没有结果，他也只能靠写作这个过程来聊以自慰。在热爱写作这一点上，他比那些不热爱写作的作家，更像作家，更接近文学的本义。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刘岳厚所以和我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系，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以及我的家庭，和文坛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人们在介绍我的时候，总是习惯地称我为某人的孙子，某人的儿子。我的家庭被人们誉为文学世家，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告诫，永远不要在公众面前，对文学的话题说三道四，永远不要盲从，不要轻易相信别人所说的好文章。我祖父在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后，给我的忠告就是，想写就写，不要硬写，不要老三老四地发表什么创作谈。

    至今为止，我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世故。我和父亲曾是最好的文学搭档，父亲过世以后，我感到最大的悲哀，是少了一个谈文学的人。我很少在公开场合对别人的作品说什么，对许多名噪一世的作品保持着沉默。可是在家里，和父亲谈起文学来，嬉笑怒骂酣畅淋漓，充满了一种煮酒论英雄的痛快。坦白说，刘岳厚很长时期里，一直是我和父亲的嘲笑对象，他厚着脸皮，一次次揣着整叠的作品登门拜访。有时候，他还带着一些土特产。明知道是碰钉子，但是他从来不放弃最后的希望。我的父亲是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我自己因为发表小说多少认识几个编辑，我们都有一种帮不上忙的感觉。刘岳厚的文章永远是差那么一点，他永远想弄明白怎么写，一直到死也没弄明白怎么写。我的父亲绝不可能因为收了刘岳厚的土特产，就昧着艺术良心，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他的文章，而我将他的稿子，转寄给那些熟悉的编辑朋友以后，也只能恳求他们给刘岳厚写一封婉转的退稿信。

    在刘岳厚逝世的几天里，我一想到这样的场景，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想到他总是风尘仆仆冒冒失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向他昔日的学生求教。他对我说好话，忍受着我对他作品不置一词的沉默，最后免不了孩子气地问我:“你看这次能不能发表？”

    有一次，因为不耐烦，我很直截了当地说:“你这样的文章，就算是发表了，又怎么样？”

    我的话像子弹一样地击中了他，他像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小孩子那样看着我，不知所措。我把他渴望翻开的底牌，翻了过来，不留任何情面，这犹如在大庭广众之下，剥下了他的裤子。他完全懵了，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真话。有时候，说真话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说真话会很残忍，我觉得自己当时根本就不应该那么做。我不应该那样伤害他。

    2

    赛珍珠的成功来得实在太容易，仅仅是一个普利策奖，就让她感到受宠若惊。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成功的秘诀，在于她充分地满足了美国读者的好奇心。美国人对于东方更多的是好奇心，有关中国的传奇并不少，那些自称曾在慈禧太后身边待过的西方宫女，胡编乱造地写的慈禧传记，像天方夜谭一样无边无际。有趣的是，这些有关中国宫廷的书，远没有赛珍珠所撰写的一部农民史诗更受欢迎。赛珍珠的成功，和世界范围内的红色的30年代分不开，劳工神圣已成为一句全球性的口号，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般严重过。

    尽管赛珍珠曾说过，她对当时的世界文坛了解甚少，但是她的作品在客观上，和世界文学的潮流不谋而合。是否史诗，是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那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的时代。在赛珍珠之前，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合诺贝尔奖评委的胃口，1920年，挪威的汉姆生因为他的划时代巨著土地的成长获奖。四年以后，波兰的莱蒙特又因为代表作农民获奖。当时在美国炙手可热的作家是辛克莱？刘易斯，他的大街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已经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虽然现代派文学已经崛起，其他流派的文学已经过时，然而处于领导地位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赛珍珠的大地和以上提到的几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揭示了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它们都谈到了土地是人生之本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

    在中国环境中长大的赛珍珠，对于书畅销的意义显然认识不足。对于她来说，写作只是一种梦想，她想写，写了，想发，发了。一旦书真的出版了，还会怎么样，她没考虑过。中国人对女性的忽视，或多或少地也影响到了她的世界观，她没有那种女强人的野心和事业感，因此也就没什么功成名就的满足感。虽然日后的荣誉接踵而来，但是从大地问世后，猛烈的指责就从没有间断过。与荣誉相比，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指责，给赛珍珠的震动更大。有些指责似乎已经超过了赛珍珠的忍受范围，她的好脾气使得她不便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反击，若干年以后，她在写自传的时候，才把这些恶毒攻击予以公布。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参加了指责赛珍珠的大合唱。赛珍珠收到来自美国本土的第一封信，就是一封辱骂式的责难。一位教会中的基督徒，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指责赛珍珠写得太直露了。他使用了一个很脏的字眼，赛珍珠在自传中不忍心把它写出来，猜想不外乎是“下流”或是“淫秽”之类。她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最难以容忍的可能就是这些字眼。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指责，和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基督徒的观点不谋而合：

    她特别喜欢攻击人性中难以启齿的东西，譬如说性。她在作品中运用某些富于技巧的暗示，使这极普通的事情变得对读者非常刺激。不错，性是人生之本，正如对性生活的分析研究所示，它像人之饮食一样正常和必不可少，这都是事实，但猥亵的暗示比令人恶心的明说更坏。这也是为什么穿长筒袜和短裙比一个裸体模特更富性诱惑力。我并不想宣传传统的性道德标准，但我确实相信，无论对于个人或社会生活，性挑逗越少越好。我们的年青一代需要的是对性的自然、健康和坦率的表述，而不是赛珍珠书中要表现出来的那种哀婉的不健康的暗示。

    小说中的性，常常是作家遭受攻击的臭鸡蛋。永远会有那样的读者，像寻矿一样地在作品中找到有关性的章节来读，然后就此大做卫道士。我不止从一本书上看到对赛珍珠有这样的攻击。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都被“自然主义性描写”这个臭鸡蛋砸过。这种道貌岸然的评论，向来让作者哭笑不得。有人就是喜欢像提取酒精一样，把性从文学作品中活生生地抽出来，然后分段分类加批语来一番莫须有的栽赃。我曾和大学里专门研究赛珍珠的教授谈过话，请他就赛珍珠所有的作品，谈一谈她的性描写。教授对赛珍珠因为“性”受到的非难深感不平，不要说是用今天的眼光，就是用当时的尺度，赛珍珠的性描写也应该是保守和传统的。说赛珍珠小说有色情描写，实在是冤枉了她。

    赛珍珠的小说，在中国有两头不讨好的意思。南京的国民政府，因为她小说中没有为新政权唱赞歌而大为恼火，左翼文坛却因为她没能反映出阶级的斗争，只触及了中国社会的皮毛，对她根本不屑一顾。鲁迅先生在谈到赛珍珠的时候颇有微词，说她所知道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而写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更是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人指明，赛珍珠歪曲了中国人的生活。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很有影响，而且连续影响了许多年。

    看赛珍珠的小说，确实可以发现许多疏漏的地方。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龙种的时候，当我看到其中一段对种子的议论之后，我便决定看完这本小说，再不看她的其他小说了。当时我在读研究生，看完了大地三部曲，接着看她的另一部代表作龙种，看到两个男人就种子和精子，大发议论，大唱生命的赞歌。在英文中，这两个词可以是同一个词，然而在中文里并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显然的漏洞。中国农民聊天时，并不把男人的精子看得如何的伟大，一方面，认为一滴精子一滴血，另一方面又视精子是猥亵的，中国人骂一个男人没用，就说这个男人太。我在农村读书的时候，当地农民骂人，习惯说某人是“那泡”看龙种中的这一段描写，我感觉不是两个中国农民在说话，而是两个外国人在神侃。

    把赛珍珠的小说捧得过高，是没有道理的事。重读她的小说，我仍然觉得当年读研究生时的看法，没有什么太大的错。以小说而论，她的确算不上什么一流的小说家。赛珍珠只是在复述故事，复述那些从老妈子和用人嘴里说出来的故事，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道听途说的感觉。她的小说里充满了同情和理解，然而这种同情和理解，难免一种西方人的角度，难免居高临下。通俗和流行既是免不了的，也是很自然的。赛珍珠的小说足以满足那些想知道一些东方，对东方抱有好奇的西方人的口味，畅销几乎是必然的。美国人已经被自己的经济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他们需要一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调节一下。

    大地彻底改变了赛珍珠的生命进程，为她的生活方向重新定了位。1932年，她回了一次美国。这一次是衣锦还乡，各种各样的宴会和招待会纷至沓来，善意的恭维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她有些受宠若惊，又忍不住要尽情品尝。成功不仅轻易，而且巨大。尖刻的批评和指责，在大地的热销中，显得无关紧要，甚至还能促销。美国毕竟是赛珍珠的祖国，一切都能很快从不习惯到习惯。一个成功者总是到处受欢迎。虽然1932年的回国，只是一次荣誉之旅，她并没有决定要回美国定居，她的家仍然还在中国，还在南京，但是美国对她的诱惑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她重返中国之后，立刻明白自己告别中国已经为时不远。

    中国给她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在中国，她永远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可是到了美国，她又似乎成了中国人。她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她的口味和地道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在美国的电影院里，每当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她就想站起来离去，不是因为电影不好，而是受不了那些从她的同胞身上散发出来的异味。那种臭烘烘的呛人气味总是熏得她恶心欲吐，这是一种吃了牛奶和黄油以及牛肉后，散发出来的混合气味。赛珍珠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的那些中国朋友会抱怨洋人身上有一种怪味。1932年，赛珍珠在美国待了近一年，已经足以让她习惯同胞身上的异味，然后她又回到了中国，到了1934年，她正式返回美国定居。

    赛珍珠在美国买了一个小农场。她因为写小说，小小地发了一笔横财，而美国此时正陷于经济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房产的价格低得让人不敢相信，结果她只用4100美元，就买下了一个面积有48英亩的农场。农场的场景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吸引赛珍珠下决心购买的重要原因。她为自己的农场取名叫青山农场，下定决心和仍然留在中国的丈夫离了婚，很快又和她的出版人查理？沃尔什结婚。从此之后，她一直在青山农场安心写作，领养了一大堆有着亚洲血统的弃儿。她喜欢小孩子，由于生第一个小孩时难产，她失去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便把母爱花在了别人的孩子上。

    有一种传说十分生动，这就是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刚传来的时候，正在吃早餐的赛珍珠因为激动，把喝汤的勺子弄掉在地上。这消息很意外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她回美国已经好几年了，虽然她的书还在畅销，她的大地被改编成了戏剧在剧院上演，又被改编成电影在美国上映，但是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并不怎么样。赛珍珠首先想到的是弄错了，因为在很多人眼里，除了老作家威丽？凯瑟外，美国没有哪位女作家配得诺贝尔奖，而在女作家中间，赛珍珠又是最没资格获奖的。赛珍珠太年轻，经典之作还太少，甚至都难以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把如此显赫的诺贝尔奖授给赛珍珠是不慎重的。与其说获诺贝尔奖最初给赛珍珠带来的是惊喜，还不如说是一种害怕出错闹笑话的恐慌。她是个敏感的女人，在盛气凌人的美国作家同行面前有些自卑，她承认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文学修养都不足以使她得奖。即使事实证明得奖已经确凿无疑，她仍然缺乏必要的勇气。所以没有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是害怕让别人觉得她放肆无礼。诺贝尔奖使赛珍珠的文学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由于获奖所受到的攻击给赛珍珠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多少年之后也没有痊愈。

    美国人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从1901年开始，直到30年以后，他们才慢吞吞地把奖颁给刘易斯，他们伤害了美国人。尽管此后的8年间，又两次把诺贝尔奖颁给美国人，这就是1936年的奥尼尔和1938年的赛珍珠，但是美国人还是不高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抨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整整30年里，竟然没有一个美国人可以获奖，获奖者总是在欧洲的圈子里打转，美洲大陆似乎根本就不值得考虑，马克？吐温被当做了儿童文学作者，德莱塞的左翼思想太严重。就算是在欧洲，评奖委员会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们漏掉了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漏掉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漏掉了卡夫卡，没有得奖的好作家和得奖的好作家几乎一样多，或者说是更多。赛珍珠实在是把这个奖看得太严重了，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得奖不被美国人视为一种国家荣誉，而反被认为是耻辱。她为此伤透了心，并为此终生和美国的文坛心存芥蒂。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赛珍珠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她的美国同行们打交道。

    美国人对刘易斯的获奖同样不满，他为美国争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奖牌以后，美国人不是庆幸，而是愤怒。好在他对此根本不在乎，刘易斯颇有些像文坛的坏小子，1926年，他拒绝去领普利策奖，理由是得不得这个奖无所谓。他从不在乎那些作家同行们在他背后说什么。这一点赛珍珠做不到，事实上，得奖给她带来的更多的是烦恼，美国人不高兴，中国人也不高兴。自从大地出版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批评她的小说，她获诺贝尔奖，所以没有在中国引起强烈的抗议，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是全民族的抗战，是决战台儿庄，是武汉保卫战。中国人已经没有闲心去抗议她的小说。

    赛珍珠能够得奖，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原因。得奖常常就是运气。在亚洲，中国和日本已经全面开战，在欧洲，战云密布，任何一位可能引起政治纠纷的作家，都被谨慎地排除在获奖者之外。以性心理分析著名的弗洛伊德，早在两年前就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次，他又被提名为医学奖的候选人。但由于他是犹太人，考虑到极度仇视犹太人的希特勒此时正大权在握，手上正抓着引燃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弗洛伊德事实上也只能是被提名而已。反正提名者约有30位，而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于评委会来说，选择处于中立位置的美国作家最恰当。至于在过去的8年里，美国人曾两次获奖已不重要。文学不是政治，文学又经常会被政治所左右。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同时和赛珍珠被提名的，还有写飘的美国女作家米切尔，平心而论，如果是让米切尔得奖，还是赛珍珠更合适一些。

    3

    刘岳厚和赛珍珠相比，两人的运气相差太远了。把这两个人硬放在一起谈论，实在有些荒唐。刘岳厚从没想到过要得诺贝尔奖，他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能变成铅字就行。这两人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个人气质，相差都太远。刘岳厚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他的实际文化水平，或许是有教师以来最差的一类。除了能写一手漂亮的“欧阳询”从各方面看，他都不适合从事教学工作。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教育工作。对于他来说，当小学教员不过是比当农民要强一些。他出身农民，可是最看不起的，就是农民。赛珍珠在对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学生作演讲时，曾经很动情地说过：

    实际情况是这样，不创作小说，我就不会快活，这些书人们读不读，我是全然不顾的。有那么些不幸的人，若不是正在写作，或已经写完，或即将去写一部小说，就会觉得浑身不那么自在，我就是其中一个。

    尽管刘岳厚的文学事业一无可说，可是他确实有赛珍珠一样的毛病。尽管他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尽管他在文学上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开过窍，可是我从没见过比他对文学更痴迷的人，他比我所能见到的作家更专注于文学。刘岳厚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始终不能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凭他的痴迷和专注，他在文学方面未能有任何作为，实在是一件太遗憾的事情。在刘岳厚病重的日子里，我无数次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老天爷开眼，给他一个机会，结局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让刘岳厚写的文字发表出来，如果让他得到公众的赏识，得到专家的认可，让他得奖，让他成名，一切又会怎么样呢？

    我完全能想象刘岳厚一旦真成了名，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他如果成名，绝对不会可爱。他完全可能堕落成一个无行的文人。在对文学痴迷的一生中，有几次机会似乎就在身边，一伸手便可以抓住，但这样的机会，无一不像彩色的肥皂泡，看上去很美丽，却说爆就爆。如果“四人帮”不被粉碎，他那部长篇小说完全可能发表，他将像当时走红的一些作家一样，成为独步文坛的佼佼者。“四人帮”粉碎以后，他仍然存在着机会，许多在“文革”后期开始写作的作家，反戈一击，很快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新人，成为第一批伤痕文学作家。我始终有一个固执的想法，这就是哪朝哪代，总会有喜欢写东西的人，而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也很可能在哪朝哪代都会写作。文人有时候会被人看不起，这不能不说是个原因。

    刘岳厚发表的唯一文字，是省报上一篇将近5000字的小说。这是一篇地道的伤痕文学，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如何不能被她所爱的男人爱。在小说中，刘岳厚显然是掺和了一些个人生活的调料。小说中的地主女儿，多少有些胡冬琴的影子，而男主角自然是刘岳厚理想中的自己。这篇小说的发表，完全让他陷入一种失控状态，他买了无数份报纸，到处散发。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的那份得意，他说这次只是在省报上获得成功，下一步他将向人民日报挺进，要在人民文学和收获这样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小说。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巨大的成功指日可待。

    刘岳厚的这篇小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真得个全国奖，也不奇怪。实话实说，和新时期最初那几届得全国奖的小说相比，他的这篇小说，和得奖作品中的蹩脚小说放在一起，说不定还要强一些。这也是刘岳厚死不瞑目的原因之一。有一段时期，他总是喜欢指名道姓地说自己比谁谁谁的文章好。当某位作家越来越走红的时候，他便对我说这人原来并不怎么样。刘岳厚总是说谁谁谁过去的水平和他差不多。他总是不服气，自以为是，好在他不过就是在省报上发了一篇小说，还没有成名，还没有得奖，要不然不知道会如何猖狂。

    一辈子没写出什么名堂来，对刘岳厚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以他的文化素养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格而论，成名得奖，都将是灾难性的。他将可能被彻底地异化，成为一个小丑似的人物。仅仅是发表一篇小说，就足以使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他把登着自己小说的报纸，送了一份给胡冬琴，然后约她在桑树田里见面，见了面，不问三七二十一地就拥抱她。要不是怕被别人注意到，胡冬琴肯定会大喊大叫。她推开刘岳厚，说我们都是做爹做娘的人了，又是亲戚，怎么可以这样。刘岳厚也不管她是真不愿意，还是假不愿意，愣头愣脑地又一次抱住了她，要亲嘴。胡冬琴急了，死活不肯答应。远远地，有人沿田埂走过来，刘岳厚死皮赖脸地说:“不让我亲，就让我摸一摸。”说着，就把手伸过去，隔着胡冬琴的裤子，放在她那个地方不肯移开。

    胡冬琴真的恼了，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刘岳厚喘着气说:“我不要脸了。”

    胡冬琴说:“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说完，把他往桑树上一推，掉头就跑，刘岳厚想追没追上。这事很快就闹得全村都知道，姚五妹那火爆脾气，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像审贼似的，逼着刘岳厚一点一点地交代，他的那点良好感觉，早就被一盆冷水浇没了，经不住审问，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挤牙膏一样把自己的罪行都说了出来。姚五妹恨得咬牙切齿，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和她哥在一个房间里待了整整一月，我都没让他碰一下，你竟然去摸她。”刘岳厚便强调自己是隔着裤子摸的，姚五妹说:“隔不隔一层布都一样，她让你摸，我明天也去找她哥哥，要做就做彻底，我就脱了裤子让他摸，你看我敢不敢！”

    虽然姚五妹说的是气话，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岳厚一直为了这件事，抬不起头来。他的成功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在别人眼里也算不上什么成功。在别人眼里，他只是个成天写东西的没用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没有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为一种比较，当年姚五妹死活不肯嫁的胡冬琴的哥哥胡矮子，反倒逐渐成了人物，娶了一个有两个小孩的中年寡妇，两人辛辛苦苦地过日子。大的一个儿子首先成为暴发户，紧接着小的一个也成了有钱的主，弟兄两个盖了楼房，成了村子里数一数二的人家。

    刘岳厚一家的地位，在村子里却越来越糟糕。年青一代中，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就越来越不把刘岳厚当回事。祠堂小学的复合班被取消了，他成为镇小学的教师，校长嫌他不能安心教学，逢开会必点名批评他。家家都在搞副业，都在动脑筋发财，想弄点钱盖房子，只有刘岳厚永远是在不切实际地写文章，写那种挣不到一分钱的文章。刘岳厚终于成为全村的笑柄，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典型，以至于当大家指责一个人将来可能会没出息，就说他以后会变得像刘岳厚一样。姚五妹和胡冬琴这对姑嫂，由昔日的冤家变成了好朋友，她们合伙养长毛兔，闲时就拿刘岳厚开涮。既然刘岳厚挣不到钱，姚五妹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她尝试着各种能赚些钱的副业，有什么事都要和胡冬琴商量。刘岳厚意识到，自己心直口快的老婆对胡矮子已经不仅仅是歉意，不止一次流露自己当年没能嫁给他，真是瞎了眼。

    刘岳厚得了癌症来南京住院，姚五妹在病房里毫不掩饰地对陪她探视的胡冬琴说，当年她如果成全了他们就好了。胡冬琴说，你成全了我们，你好嫁给我哥。姚五妹说，我凭什么非要嫁给你哥，天下男人那么多，凭什么不嫁给这个不中用的家伙，就一定要嫁给你哥，难道我就不能谁也不嫁？两个人半真半假地说着，全不在乎刘岳厚听了会怎么想。胡冬琴的嫂子在一年前病故了。刘岳厚得了不治之症之后，两家的来往十分密切。胡矮子的大儿子看中了姚五妹的二女儿，刘岳厚心里有些不愿意，姚五妹说，你不愿意有什么用？他们小的愿意，我也愿意，这就行了。

    因为写作，因为永远不成功的写作，虽然刘岳厚还保持着自以为是的心高气傲，但是他完全失去了一个男人所应得到的尊重。他成为一个喜剧性的人物。村子上的人看不起他，他的老婆看不起他，他的子女也看不起他。他越来越潦倒，偏偏对写作的热情痴心不改。他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写作函授班，有一度还想进南京大学的作家班深造。他让我帮他活动，让我带着他去见中文系的领导。中文系的领导是我大学同学，在我的熟人面前，他总是非常矫情，十分做作地说惭愧，说自己有愧于做我的老师。

    “我的学生都已经写出了名堂，可是我还像小学生一样地在学习写作！”他常常这样一本正经地介绍我和他的关系，显然他有些得意自己的学生中，好歹有一个能算是作家的人。“当年他可看不出是个能写东西的料，我记得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并不想让他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他还是成了作家。”

    刘岳厚是在凌晨咽气的。他刚断气，刘丽英就毫不客气地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一直想不明白刘岳厚怎么会有一个如此自说自话的大女儿，她毕业于一所中专学校，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跑到省城来闯天下。她和刘岳厚一样，从来就不怕麻烦我，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打电话给别人，是否合适。在电话里，她问我能不能去一趟医院，因为她虽然已经给她丈夫也挂了电话，但是她的丈夫出差在郊区，恐怕一时还赶不到。我困意蒙眬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黑灯瞎火地赶到医院。刘岳厚已经被罩上了白床单，护士小姐正在催家属赶快把尸体送往太平间，一看到我，不耐烦地说:“你怎么才到？”

    当我推着刘岳厚从电梯间出来，天已经蒙蒙亮了。医院里很静，在通往太平间的路上，我们没有遇上任何人。由于刘丽英不像别的家属那样哭哭啼啼，我们这么静悄悄推着尸体从医院的大院里走过，反而显得庄重和肃穆。无论是我，还是刘丽英，对刘岳厚的死亡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医生对我们详细地介绍过他的病情。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在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从大楼间的缝隙中，黎明的太阳正在升起，刘岳厚的故事就此彻底告一段落。

    4

    赛珍珠的小说曾被改编过电影，是获得了奥斯卡奖，还是提名，我有些弄不清楚，反正当时的影响很大。早在30年代，电影就是个让小说家头疼的东西。它吸引了大众的口味，歪曲了小说的精神。最荒唐的一点，莫过于赛珍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由纯粹的好莱坞的大腕明星来演，让一个纯粹的西方人扮演中国的农妇，其滑稽可想而知。大地中的阿兰一角，由出生于东欧的娜兹莫娃扮演，而龙种则由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赫本主演。

    由米高梅公司拍摄的赛珍珠小说，扩大了赛珍珠小说的影响，也肆无忌惮地糟蹋了赛珍珠的小说。赛珍珠后来一再被人误会，与看完电影留下的恶劣印象有关。实力雄厚的米高梅公司为了拍摄大地，曾向中国派了一支豪华阵容的剧组，这个剧组在中国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热烈欢迎，恰恰相反，剧组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严格限制。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如何表现中国人的落后。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由来已久，在西方人的神怪故事里，扮演心地丑恶的反角，通常是东方人，而东方人的故事里，红发蓝眼睛大鼻子又肯定是坏人。为再现所谓真实的中国，大地剧组到处寻找破旧的村庄，越破越好。中国当局对这种做法十分恼火，他们给剧组设置了重重障碍，在电影就要开拍之际，一定要把村庄重新粉饰一下，女人们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头上还要戴一朵花。

    成为美国人笑柄的，是有关当局竟然异想天开，希望电影中出现一辆美国式的拖拉机，让拖拉机来代替赛珍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大水牛。中国人坚持认为，既然美国人是想拍一部中国的电影，就应该拍对中国有些好处的片子。中国目前虽然落后，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切正在改革。可是美国人才不会花他们的钱来为中国做广告，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干着，中国人拿他们没办法，只好捣乱。美国佬遇到了一些事先绝不可能会想到的麻烦，各式各样的小事故接二连三，而最后的事故却是致命的。当剧组返回美国以后，装在锡盒中的大部分胶片，竟然被硫酸腐蚀坏了，结果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整部片子中只有12分钟的镜头，是在中国实拍的，其他的只好在美国补拍。影片中有一个著名的满天飞舞的蝗虫的镜头，是在美国的西部拍摄的。还有作为活道具的大水牛也是美国正宗国产，它后来成了好莱坞的宠物，人们参观好莱坞时，都争着和它一起拍照。

    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传奇，似乎也在起着作用。美国剧组显然是得罪了东方的神灵，导演欧文？赛尔伯格在拍摄途中突然病逝。继任的导演满怀恐惧地把片子拍完后，壁炉上方悬挂着的巨幅画像无缘无故地跌落下来，差一点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到中国来拍摄他们的电影。龙种开拍的时候，他们干脆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拍摄。赛珍珠曾应邀去拍摄现场做客，在那里，她发现扮演女主角的赫本，穿的是一件男人的上衣，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大明星赫本特别喜欢中国男式上衣的条纹。谁都清楚当时中国妇女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可是赫本坚持要留自己喜欢的刘海。电影中的桥，也是想当然的，至于梯田，更是漏洞百出。美国人设计的梯田，不是台阶形，而是上下垂直的走向，这种所谓在镜头上十分好看的梯田，根本起不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意义。

    反正中国人正在进行浴血抗战，好莱坞想闹什么笑话就让它去闹。赛珍珠已经把版权卖给了好莱坞，她根本不可能阻止这种胡闹。事实上，美国人对东方的兴趣，也不可能太长久，不过是隔了若干年以后再时髦一番。时至今日，东方题材的影片又有重新走俏之势，这显然也是罗燕女士找到我的原因之一。如果重新拍摄赛珍珠的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再闹好莱坞曾经闹过的笑话。今天的好莱坞和过去相比规模更大，实力更雄厚，影响力也更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能不出洋相。今天出洋相的可能性和以往相比，机会是一样的。技术方面也许会更完善，演员的演技也可能会更出色，然而观众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欺骗。

    当这篇小说快写完的时候，我遇到了可以记下来的两件事。一位我认为也许是中国最优秀的男演员，从法国又打电话又托人带信给我，说是很喜欢我最近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小说1937年的爱情，这消息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确实觉得，如果我的这部长篇能够拍电影，这位男演员是最佳人选。然而同时，我又有种预感，这件事很可能不成，我的小说也许根本就不适合改编影视，起码目前情况是这样，类似的情况已经遇到过许多起。

    另一件事，是罗燕女士和我约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几天前，我有幸与苏童和黄蓓佳一起去苏北签名售书，聊天时完全出于偶然，黄蓓佳很高兴地告诉我和苏童，她正在为罗燕和胡雪桦改编赛珍珠的小说。我立刻反应过来，黄蓓佳很可能便是罗燕向我提到的那位美国人。这是一场十分有趣的游戏，很可能他们是怕我会有什么想法，于是给我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我研究赛珍珠，沉浸在赛珍珠的故事里。如果黄蓓佳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就没有必要再来找我。如果不满意，便再让我继续为他们打工。我突然明白一个月前我与胡雪桦和罗燕见面时，为什么晚上7点钟就匆匆结束谈话。罗燕说她和一个朋友有约，这个朋友显然就是黄蓓佳。

    我真心地觉得有这么个机会，重新走近赛珍珠，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不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不想就此埋怨谁。原因有时候并不重要，结果也同样不重要，我觉得心满意足的，是我完成了走近赛珍珠的这个过程。当我走近赛珍珠的故事，又一次抚摸着已经成为往事的历史时，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原始动机。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我交替地回忆着两个人不同寻常的故事，一个是在文学上取得殊荣的赛珍珠，轻而易举地就走进了文学的大殿，登堂入室，对号就座。一个是在文学上毫无成绩的刘岳厚，终生在文学的殿堂之外徘徊，忙碌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大门在什么地方。这两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多多少少让我有些感想。对于我来说，这篇小说结束以后，赛珍珠将重新回到书橱里去，继续载入史册，而刘岳厚则将埋在村头的土坡上，很快地被人遗忘。

    30年前，我还是刘岳厚的学生。那时候，我在祠堂小学读书，在学校门口那条大河里游泳，在村头那个高高的长着青草的黄土坡上玩耍追逐。如今，那个巨大的黄土坡已经坟满为患，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埋葬刘岳厚的地方。从接下刘岳厚遗稿的那一天起，我就为它感到深深的烦恼。把它接下来，本身就是个错误，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负担。我不想保留这包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手稿。而且我相信，他的手稿即使变成铅字，放在书橱里，也不会有人看。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应有的高度。这一大包手稿毁了他的一生，也安慰了他的一生。刘岳厚值得留下的，只是一份对写作的热爱，这种热爱才是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一个人最终有没有达到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去追求，重要的是追求的这个过程。明年春天，我将重返旧地，去刘岳厚的坟上扫墓，然后将那份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负担的手稿化为灰烬。这些手稿是刘岳厚的，最后还是应该属于他。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