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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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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也开启现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公元1800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英国首相庇特好象已经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合并构成事实。中国的乾隆皇帝曾自称“十全老人”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尚在扩大。因着两广总督的建议,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不许白银输出已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这一连串发展,引导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

    从上一章所叙的光荣和成功的事迹来看,读者不免要发问:何以中国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他们衙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今日距当时即将过两百年,我们的观点因之似应伸长。前述四个皇帝的记录初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的金库,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团。

    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说来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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