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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领导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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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湖南有个肖作家,大小书店随处是他的破书,不知是驴是马,嘱牵出去遛遛,电话会打到我手机上。我本来自卑感就强,加上五短身材,尖嘴猴腮,是绝对拿不出手的,见了高人,卵先缩三寸,哪里还抬得起头来?又没什么量,喝酒如喝农药,两口啤酒入喉,都会发酒疯。也就不敢敬人,更怕人敬,酒杯还没上手,额头早渗出冷汗,像偷人老婆,被赤身裸体抓了现场似的。只得猛扒饭粒,俨然灾区来的饥民。急切之际,嘴巴张得天宽,满嘴暴牙暴露无遗,若恰逢停电,黑暗里有两排白色厉牙一开一合的,还会把人吓个半死。或是猛喝茶水,喝得吱吱乱响,以壮自己狗胆。茶水清热解表,下肚成尿,又有借口频频往厕所跑,以逃避喝酒重任。只是夜里回家要做企业(起夜)家,还得加班加点,生产氮肥。生产辛苦,难免影响睡眠,翌日出门,两眼血丝,别人又疑心你在哪里干了一夜坏事。

    又想起人家不是专门请你来扒饭喝茶的,你总得维护维护领导威信。领导无不高明贤明加英明,否则也上不到那个位置。自然字字珠玑,句句真理,出口皆为指示精神。我天生愚钝,精神领会不够,生怕回去贯彻得不全面,落实得不到位,有违领导信任,惶恐不已。领导又是幽默的,说句什么笑话,讲个什么段子,肯定会乐得满座捧腹大笑,泪水鼻涕湿了一把又一把餐纸。惟你缺乏笑神经,愣愣的怎么也笑不出来,实在是不解风情。光听领导说话谈笑还不够,还得及时表扬表扬领导,或配合着说些笑话段子,逗领导和同志们开脸开心开胃。我本属草根民族,大半辈子破帽遮颜,没见过什么大人物,一到稍大点的场面,舌头就打结生涩,话不成句。出门前准备了一大箩恭维领导的美言,见着领导一激动,竟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说什么好。平时倒也注意加强学习和提高,在报上网上见到可乐的笑话段子,立即抄到本子上,有事没事就背上两段,以备急时之需。瞅准空档,鼓足勇气,将背熟的段子讲给领导和同志们,讲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讲得眉飞色舞,慷慨激昂,讲得自己笑弯了腰,笑岔了气,可止住笑,竖起腰,顺过气,再抬眼去瞧领导和各位,才发现座中谁都没笑,一个个严肃认真地瞧着你这个说笑人,脸色僵硬,苦大仇深,且眼里全是怜悯。只好自掴嘴巴,手又抽风似的不听使唤,找不到嘴巴在哪儿。过后细想,领导和同志们讲笑话段子,你该笑不笑,你讲段子笑话,人家又有什么义务一定得笑给你看?你以为你是领导!

    白吃白喝不能予人好处,喝酒没有酒量,领导说笑话讲段子不会跟着欢笑,自己的笑话段子又逗不乐人家,还丢人现眼,这吃饭革命的美事于我也就成为苦事,每次一上桌便如坐针毡,无异于大刑在身。受刑不免痛苦,从此碰上有人请吃饭革命,我也就条件反射,未曾革命先害怕得要命,像有人要掘祖坟似的,打死我都不干。只得很没出息地赖在家里,吃老婆做的粗茶淡饭,一瓢饮,一箪食,人不堪其忧,吾不改其乐。老婆不会下达指示精神,无需我贯彻落实。我老人家长相不雅,面目可憎,她也熟视无睹,跟没看见一样。不用喝酒敬酒,那点死工资勉强够买油盐购柴米,借钱打酒又没杜甫的面子,酒债寻常行处有,走到哪里都有借。更不用讲段子说笑话,天天守着自家河东狮,她脸上有几颗麻子,嘴里有几根獠牙,早数得一清二楚,自己身上的幽默细胞已然跑光,哪还开心得起来?这倒也肠胃安然,耳根清静,吃饭只是吃饭,不再是革命需要,仅仅是生理需要。吃饭回归其本来意义,也就不再是畏途,更不是饭刑了。

    次说文刑。

    我的观念老化,总觉得言为心声,写文章跟说话和放屁一样,皆因有话要说才说,有屁要放才放。话不说喉咙痒,屁不放屁眼痒,有什么想法不行诸于文,难免技痒手痒心痒,甚至食不甘味,寝不成眠。也就是说,写文章跟非革命性吃饭没啥区别,是一种生理和心理需要。原来人生在世,最管不住的是自己嘴巴,小民心里憋屈,也会说怪话发牢骚。最忍不过的是自己屁眼,皇帝也要放屁,不放难受,忍屁成疾。最放不下的是手中笔头,识得几个字就有写作愿望,不一定写道德文章,在厕所里书上我是张三爸爸,或我跟李四姐姐睡过觉,也是一种很过瘾的写作。想读中小学那阵,同学们最怕写作文,我写起作文来却毫无惧色,勇猛得很,视作文如纸老虎,跟美帝苏修一样,根本不可怕。偶尔谋得本无头无尾的旧书,在里面碰到几个不太常见的新语怪词或生僻古奥的字,当即默记于心,或抄到随身小本子里,再现买现卖写进作文,惊得语文老师杏眼圆睁,觉得我的学问和文才世间少有,常把我的大作当名著和范文,拿到课堂上朗读给同学听,要求同学们反复学习,认真领会,融会贯通,长大后好有足够的才华去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每次都乐得我尿湿裤裆,离校后又到处寻觅旧书老书,下次再如法炮制,哄骗老师,恐吓同学。

    写作文写到这个份上,以后想放弃写作,恐怕没人做得到。我也就一辈子戒不掉舞文弄墨的恶习。不论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在政府修志书,有时间就躲起来写写划划,否则就像失了魂似的,神不守舍。后来凭此做上重要部门秘书,还当了副主任和主任,正好发狠往上走,却怎么也放不下手中笔头,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八小时之外和双休日、节假日都躲在家里,弄我的文章,弄得不知今日何夕,不知爹妈是谁,更不知领导就是爹妈。也不看看人家,眼里只有敬爱的领导,白天黑夜,寒来暑往,紧紧围绕在领导周围,领导一刻不见如隔三秋,以至茶饭不思,相思成疾。要说也不是不知道紧跟领导的好处,与领导走得近,领导高兴了,赏你个好位置,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写什么千古宏文神气得多。也清楚文章当不得饭,养不了家,立不了身,只能误事误身,害人害己。可就是戒不掉这个心瘾,仿佛吸多了白粉,不写点就会手脚抽筋,口吐白沫,生不如死。

    这话说得略显夸张了点,可写作也能成瘾成癖,却是千真万确的,估计爱好写作的人都有体验。我是说写作也是件乐事,就如刚才所说吸毒一样,吸毒没乐子,不刺激,恐怕就不会有人上瘾了。可写作会成为苦事,也是事实。有时甚至苦不堪言,就像吊你半边珠似的。这当然不再是有话要说,有屁要放,而是没话要说出话来,没屁要放出屁来。更有甚者,肚子里没崽,要你生出崽崽来。没崽怎么生崽?先进行人工授精,用高效保胎药保住胎,胎熟后再打催生针,硬让你把崽生到地上。给领导代笔为文,便属没崽生崽性质。领导要做报告,先把初步想法透露给你,就是给你搞人工授精,借你腹怀他崽。初稿成型,领导一次一次审查,要你反复修改调整,充实加强,那是往你肚子里注射高效保胎药,以免稿子流产。领导要上台做报告了,稿子还定不了,领导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督促你,批评加鼓励,威逼加利诱,那是给你打催生针。稿子终于到了领导手上,被拿到主席台上抑扬顿挫大声念完,那是你所怀领导的崽顺利分娩,呱呱坠地。也有文章成稿后,领导还是不太满意,再让你修改已来不及,做报告时没念上几句便弃稿不用,想怎么说便怎么说,那不是授精卵出了问题,就是保胎药和催生针打得太猛,肚子里的崽发育畸形,鼻歪嘴斜,缺足少腿,领导不肯认你崽为他儿。还有反反复复弄上十天半月,一稿两稿,基础很好;三稿四稿,问题不少;五稿六稿,一枪毙了,最后稿子难产,连印都没有成印的机会,那是你怀了葡萄怪胎,落得胎死腹中的悲惨结局。

    做过刀笔吏的人都有类似体会,这样的文章还能写出乐趣来,恐怕就真是天才怪才了。我不是天才怪才,才视此类写作为文刑。受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即使要动刀进行剖腹产,剖出的崽是我自己的,也是个莫大的安慰。过去我曾把代领导笔所写稿子归类整理,收进柜子,有事没事拿出来欣赏一番,陶醉一阵,觉得今生虽一事无成,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却也著作等身,且都通过领导的金嘴,灌输给了地方和部门领导,产生了应有的效果,也值得安慰。只是有一天稿子题目下领导的大名忽然引起我的注意,才意识到这些大著跟你本人其实关系不大,就像社会上那些代孕妈妈,你根本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力。仿佛被烧红的烙铁烙着一般,我又被上了一回刑。

    还有一种文章的写作,也跟受刑差不多,那就是写表扬稿。表扬使人进步,批评使人落后,今人上进心强,表扬稿的需求量也就非常大。你是单位的笔杆子,不仅要给领导写报告,还要写作跟领导报告性质差不多的表扬稿,借媒体版面和黄金时段,表扬表扬领导和单位。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有表扬内容还好,如实写来就是,死不了你几个脑细胞。问题是领导和单位的工作平平,你得挖空心思,无中生有,没成绩编造出成绩来,没典型制造出典型来,这就有些麻烦了。像我这种死脑筋,一讲假话就面红耳赤,心里发虚,编起领导和单位虚假成绩来,就像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样,无地自容,写表扬稿实在遭罪。表扬稿被报纸和电视发表,想起自己编的假话到处散布,真如口吞苍蝇,不是滋味。我从事文秘工作十多年,领导报告不写得写,究竟在我工作职责范围之内,媒体上的表扬稿却上得极少,就是不太想吃苍蝇,败坏肠胃。

    所幸四十岁之后,再不用写报告,也不必表扬领导和单位,终于减刑出狱。不想又有朋友找上门来,要我为其大著大作作序或弄评论。这当然是看得起我,否则也不会给我露脸的机会。作序和弄评论云云,说穿了也是写表扬稿。不是说朋友的大著大作不值得表扬,是我一表扬人家,心里就老大不自在。孩子自己的棒,文章自己的好,自己的好文章正愁没人表扬,或自我表扬时间都不够,又哪有心情去表扬人家?也怪我阴暗心理向来严重,老觉得表扬人家,是在间接否定自己。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复杂,抬高人家,无异于贬低自己;大涨人家志气,肯定是在大灭自己威风。这样的亏本生意,我才不会去做呢。有时盛情难却,不得不表扬表扬人家,总是弄得自己痛苦不堪,像被人放过血一样。下次有人再请我作此类文章,索子套在脖子上,我都不答应,宁肯上绞刑,也不上文刑。

    不肯表扬人家,自然也会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轻易不请人表扬我。我已出版小说十多种,大都由自己写序,自作多情,自我表扬,自吹自擂,自鸣得意,自己给自己上刑。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中篇小说集局长红人。成书前出版人让我找找王跃文,请他写几句话。当时国画出版不久,王跃文正红得发飙,能逼他写几句话,自然求之不得,至少多卖几本书绝对没问题,摊到谁还不做梦要笑出声来?却又考虑与王跃文也有些交情,请他写表扬稿,让他无辜上刑,于心不忍。见我不肯去找王跃文,出版人暴跳如雷,只差没跟我动手了。好在他们也出过王跃文的书,只好直接去找他。王跃文拉不下面子,咬牙切齿给局长红人作了序,后又将此序收入他的随笔集有人骗你,也不知能骗谁。王序使局长红人热销一时,我却觉得让王跃文平白受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以后每次碰到王跃文,总是耳热心跳,内疚不已,好像暗里给他捅了一刀,刀口至今没长拢来,还在淌血流脓。后来他调往省作协,害得我连理事会都怕去参加,不敢面对被害人王跃文。

    如此畏惧表扬稿,主要是我的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总以为文章白纸黑字,好与不好,读者一看便知,干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给你表扬?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谁表扬出来的,是读者读出来的。陶渊明似乎从没有请人表扬的兴趣。他一直不太习惯迎来送往那一套,接待水平老提不高,官才做到小小七品县团级便挂冠而去,长年躲在江州乡下,扶梨采菊,喂鸡放鸭。偶尔写几首打油诗,只是觉得好玩,又可消磨时光,并不想流芳百世,也没有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自然毫无请人写表扬稿的必要。何况也没亲戚在作协当主席,或在著名大学做文学教授,谁也不会把你的打油诗当回事,更别说弄个什么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拿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痴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鹅肉。当时有个叫钟嵘的,估计是作协主席或文学研究所所长之类的人物,构思了好久,准备弄部诗品,给诗人们搞个排行榜。放话出去,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惟独不见老陶上门送书递红包,甚至电话都不肯打一个。你陶渊明不就写了几首打油诗么,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岂有此理。钟所长嘴巴一撇,仅将陶诗列为中品,视为不入流之作。老陶无所谓得很,反正诗品跟什么一级作家二级诗人三级枪手一样,又不跟工资挂钩,懒得理睬他姓钟的。谁知东晋以降,特别是到了唐宋,东晋文坛和钟嵘之类评论家大力表扬,煞有介事推为上品的东西,读者们全不买帐,却捧起被他们认为不入流的陶诗,读得津津有味。想当年老陶若天天带着红包礼品,去评论家和作协主席家里讨表扬稿,没写几首像样的诗作,千年后的我们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葱?

    正因我这么害怕表扬稿,才特别佩服某些文坛或别的什么坛的领袖人物,谁发表了大作,出了大著,只要请他表扬,总是架式一摆,提笔就写。偶尔读到过这类表扬稿,发现文中所言,与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才意识到领袖们压根就没看过人家的大作大著。没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洒洒,高屋见瓴,写出那么有水平的表扬稿,足见领袖们功力之深之狠。领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绝对不会自找苦吃,自寻刑受。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扬,自己拿到了丰厚润笔费,各取所需,两全其美,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别的就不好多说了。

    再说会刑。

    不知谁这么智慧超群,发明了会议这么个好东西,实在让人敬佩。从小我就喜欢开会,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记得每次斗争会上,高音喇叭里总会播放那首声情并茂的不忘阶级苦。那是那个时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比起现在的情人双截棍、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玫瑰花来,会唱的人不知多了几万倍。旋律也优美得不得了,至今音犹在耳: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歌声中地主戴着高帽,帽上写着打了红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台前,跪在砖头上接受批斗。批斗到关键处,口号声浪翻波涌,此起彼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拨高过一拨。小将们和人民群众喊一声口号,地主就会应上一声:我罪该万死,我遗臭万年!高帽跟着往前一啄一啄的,滑稽得很。有时用力过猛,帽带系得不牢,高帽会脱离地主狗头,掉到高高的台下,逗得人民群众哈哈大笑。小将们也会大笑着带头高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恶狗地主狗头落地!

    除了斗争大会,还有批判会。批判会要进行思想批判,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人小没什么思想,批判也白批判了,这种会议还没资格参加。直到上中学,该有些思想了,才开始光荣地正式参加批判会。一般是在学校里批判老师。平时老师们凶神恶煞,教训起咱们革命学生来毫不留情,这下轮到我们反过来批判他们了,想想就乐。见老师们威风扫地,低着认罪的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得意得不行,真想冲上前去,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是咱们农村出身的孩子,学龄没到就被父辈摁着头拜过孔圣人,背过人之初性本善,上学起蒙又在父辈督促下,趴到地上跪过老师,说是活着的孔圣人。对老师们也就心存敬畏,口诛笔伐时难免有心理障碍。真要上前打翻老师,再踏上一只脚,脑袋里的孔圣人立马作起怪来,顿时勇气锐减。不过再怎么的,批判会太够刺激,有参加绝对不会落掉的,至少比关在教室里快活得多。

    可惜中学还没毕业,就不再容易享受这么可乐的斗争会和批判会了。后来读师专,做上老师和国家干部,日思夜想还能碰上几次这样的会玩玩,也一直未能如愿。倒是要经常制造和参加些别的会议,诸如工作会,办公会,形势会,报告会,研讨会,见面会,碰头会,座谈会,协调会,代表会,不一而足,三天三夜别想数完。有个科学办法,就是可根据会议规模或与会人数,将种种会议简单分为大会中会小会。大会讲声势,万人千人参加,想没声势都做不到。中会讲规格,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级别越高,会议规格也就越高。小会讲内容,人事问题,经费问题,项目问题,都在小会上定夺,内容最重要。所以有人总结,会议越小越重要,越大越不重要。又说小会解决重大问题,中会解决一般问题,大会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能参加小会的是核心领导,参加中会的是重要领导,参加大会的已不是领导,是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比如一地的书记会和常委会绝对是小会性质,是要解决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委员会议属于中会,只能解决一般问题和普遍问题,到了人数众多的副处以上干部大会,只不过宣布小会和中会决议,已没什么问题要解决了。部门的党组会和局长会是小会,要敲定局里的大事要事;党组扩大会和中层以上干部会是中会,讨论一般性的问题;干部职工会是大会,根本就不是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是让领导班子集体亮相,表明这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战斗的班子,能带领干部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班子。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能参加大会,肯定没混出什么名堂。能参加中会,应该算是人物一个。若有资格参加小会,那就不仅是人物,已是人中之龙。我一辈子都梦想着做人中之龙,却怎么也做不上去,只能做做小人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必将自己混同于没混出什么名堂的普通老百姓。证据是我幸福而光荣地参加过单位的中会,比如中层以上干部会议,甚至局务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之类。那是有会议记录的,不信可去查记录,上面有我的大名。开始参加这种中会,我很是兴奋,觉得也是单位中层领导了,人前人后可人模狗样一回了。后来才发现参加这种会议不过给大领导打和声,什么决议人家早在小会上确定好了,叫你参加中会,是你有两只耳朵,不是你有一张嘴巴。慢慢我就对参加这种中会失去了耐心,眼睛敬仰地望着侃侃而谈的核心领导,思想却老开小差,思念几十年前的初恋情人,悄悄爱她爱了大半辈子,连她丰腴的小手都没摸过,我真他妈不是东西。偏偏当领导的格外热衷这种会议,一开数小时,也不管吾等陪会人腰椎突出,痔疮复发,痛楚难当,如受大刑。我的腰痛和痔疮就是那时落下的,每每发作,便被折磨得龇牙咧嘴,比没摸过初恋情人的手还悲痛万分。从此谁逼我去参加这类会议,我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以上这些会议怎么也算务实会,确有实事要会要议。还有不少可开可不开,不开没事开过坏事的务虚会。比如老干座谈会,完全可更名为老干牢骚会。不开会老干们分散各处,各发各的牢骚,影响只那么大。一开会,老干们的牢骚集中一处,个个怒火中烧,骂娘拍桌子也就在所难免。骂娘骂得最有劲的,拍桌子拍得最响的,一般是原主要领导,从前天天在堡垒中战斗,根本战斗不过来,没法关心老干待遇,这会儿终于有时间与战友们团结起来,跟现任领导争老干待遇了。跟原领导过去的情况一样,现任领导也总是很忙,尤其是一把手,难得出面召开这种老干会,全权交给分管政工和老干工作的副手,老干们爱骂娘就骂他的娘去。不用说,被老干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分管领导,一定会比受刑还难受。受刑痛苦还可嗷嗷叫上几声,在老干们面前,再难受再痛苦,还得装出笑脸,好像你那么贱,没人咒你,你就不清爽,不快活。

    还有一种务虚会,叫作品研讨会。画家出了本画集,书家出了本书法作品集,作家出了本散文或小说集,甚至搞通讯报道的出了本新闻作品集,都要喊一班人拢来研讨研讨。所谓研讨就是说好听的话,让作者舒服两个小时。说好话的人可以不翻你的集子,只翻你不薄的信封,也可说出几大筐好话来,好像你的东西好到天上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听不得这些美丽却空洞的吹捧,特别替作者惋惜,花钱买人口水,还不如买几瓶纯净水放家里,天热时可解渴。偏偏有作者受用,我更会为他感到难为情。尤其是轮到我发言了,不说几句好话,辜负作者期望,胡言乱语一阵,又觉得是在哄骗自己和作者,既自欺又欺人。我是木榆脑袋,不想自欺,也不愿欺人,不得不自欺欺人一回,人家没卵事,我却难堪难过难受不已,又相当受回大刑。为免遭刑罚,此类生产假话大话肉麻话的研讨会,我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不管信封有多大。

    还有一种叫追悼会的会,能不参加我也不参加。倒不是兔死狐悲,人总有这么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是追悼会的气氛不对,让人别扭。一些有身份的人死后,会弄个治丧委员会什么的,追悼会主持人得将治丧委员们的名字及身份挨个念上一遍,好像委员们的官位越高,死者就越有面子似的。只是我听去,却觉得不是治丧委员名单,而是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仿佛有意要气气死者:你不是为官帽奋斗了一辈子吗?听到没有?治丧委员们个个都官帽在顶,你却只能在名字后面加上曾任什么什么的字样,竟然没有一顶能戴着钻棺材。追悼会一项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做悼词。做悼词的人都是有份量的,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同僚,彼此身份差不太多。比如死者是单位书记,做悼词的人往往会是局长。两人斗了大半辈子,这下书记死了,局长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却还要把悼词做得悲痛万分,紧要处甚至声泪俱下。略知底细的人明白这哪是悲痛,纯粹是在幸灾乐祸,那泪水更不可能是悲痛的泪水,明明是喜悦的泪花。盖棺论定,悼词绝对字字溢美,句句赞颂,好像死者比拿破仑更英明,比华盛顿更伟大。拿破仑和华盛顿这样的明主伟人到底不多,悼词难免有些让人生疑。说不准事实正好相反,只不过说着好玩儿的。当然人死为大,不会有谁跟死者过不去,较真去核实悼词里的内容。写悼词和做悼词的出发点肯定也是好的,一是通过歌颂死者,给后人树立光辉榜样,二也是逗死者开心,如果他还有听觉,说不定会突然站起来,抱拳感谢大家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悼词能让死者高兴,我这个旁人却觉得挺黑色幽默的,很替死者感到不安。死者真是贤人,善莫大焉,那么功德自在人心,还用得着在悼词里大吹大捧吗?若无德无能,没任何建树,这么瞎吹一气,岂不是正话反说,挖苦嘲讽死者?照我的肤浅理解,这可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也许是这个原因,每次参加追悼会,我都恐慌得不得了,害怕自己死后,也会被人这么戏耍娱乐一番。若真是这样,还不如开棺戮尸,那只是肉体上的摧残,不是精神上的打击。人死后尸体戮不戮总会腐烂的,精神一时半会儿还有可能不死,尤其是我这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写出惊世之品传世之作的伟大作家。所以我已庄严写下三不遗书,死后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做又假又虚又肉麻的掉词,一把火烧掉完事。如果违背这三不遗嘱,硬把我弄到追悼会上去,供人挖苦嘲弄,开心取乐,惹出我的火性来,我可能会翻脸不认人,愤然从水晶棺里爬起来,撕毁治丧委员会名单,追打写悼词和做悼词的人,叫大家都没面子,下不了台。(本文选自领导也是人一书,作者:肖仁福。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尴尬人

    官场说白了就是一个权力场。官场中有两样东西永远围绕着权力转,这就是人和事。为驾驭好手中权力,当权者必须用好人,同时做几件像样的事。于是有人琢磨人,有人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人既琢磨人,又琢磨事。琢磨人得人缘,琢磨事得事功,琢磨人又琢磨事得势。善于琢磨人的人是聪明人,把人琢磨透了,就找到了向上爬的梯子。善于琢磨事的人是能干人,事干好了是政绩,只是凡事往往跟利益有关,事干得多,容易惹出麻烦,事与愿违。善于琢磨人又善于琢磨事的人是魔鬼,可以通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什么都不琢磨的人,要么没人没事可让你琢磨,想琢磨也琢磨不上,要么则是官场混混,混一天算一天。

    官场中聪明人和能干人不少,魔鬼也经常可以碰到。魔鬼到底不是常人,此处姑且不论。只说过去我在实职部门当差,难免要跟能干人打交道。这些能干人里有财政局长,也有管财政的政府领导。别看财政局长和管财政的政府领导财权在握,被奉为财神爷,白天有人求,晚上有人请,其实他们也自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管家婆的角色,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让辖区的干部职工拿到基本工资,吃得上饭,穿得上衣,做管家婆的必须付出超乎其他人的劳动和艰辛。比如政府常务副市长,要常务这常务那,别的人上天入地都难得找得到他,财政局这个地方却常常不请自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多如过江之鲫,常务副市长负责发放皇粮,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看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每年gdp增长水平都在两位数以上,可不知怎么的,政府还是入不敷出,经费永远都是短缺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县几级政府,领导们最发愁的就是干部职工的吃饭钱,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司空见惯。什么数字都可估计加统计,多拍几下脑袋就可拍出来,唯独干部职工的吃饭钱得一分一角落实到工资表上去,金库里缺钱,脑袋拍烂了都没用。被逼无奈,只好成立工资发放中心,把预算内外的钱统统集中拢来,先保障工资发放,有余力再做其他安排。各地工资报表往上级财政报送时,政府一把手还要在上面签字,得对工资发放的真实性负责。还有硬性规定,地方发不出工资,党政一把手必须到上级党委政府那里去说明原委,不得有丝毫含糊。

    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可事实确是如此。这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政府职能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机构越精减越大,人员越分流越多。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成本高,效益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只能在夹缝中尴尬度日。

    我写过一部叫做裸体工资的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何铁夫就是这夹缝中的尴尬人。何铁夫自然是能干人,不能干也就做不了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工作压头,天天要琢磨事,不可能老去琢磨人,难免费力不讨好。何铁夫也知道自己处于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机,过渡到正式的县长。想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至少要能维持县里的局面,也就是说要养得活县里吃皇粮的干部职工,稳定县里大局,否则一切免谈。何铁夫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财政局长的配合下,将县里的细帐算了又算,亲自找有税源的企业讨税,想方设法打省财政厅主意,争取定额补助,以充实县里金库。何铁夫还真有一手,企业争取不来的定点生产指标被他争取到手,人家请不动的财神爷被他请到了县里,别的县领导平息不了的风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来。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民本思想还留在他的骨子里,县里干部教师工作辛苦,连那几个可怜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自己寝食难安。当然何铁夫也不是完人,迫于无奈,也得行贿,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员面前说些得体的奉承话。

    不用说这些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县里干部教师那几个裸体工资。照理这样的角色升任正式县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何况何铁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可最后他还是栽了,在就要成为正式的县长的时候。栽的原因很简单,他违规动用了一笔不该动用的资金,给干部职工发了工资。这当然是事情的表面,深层原因还是何铁夫没琢磨透人,最后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使了花枪。不过为使何铁夫或者说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于太尴尬,我让何铁夫最后喝到了红颜知己左舒青给他斟的红葡萄酒,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安慰吧。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不足,但我表达了官场尤其是市县几级官场的某些真实,再现了官场尴尬人的处境,同时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也许就是我塑造何铁夫这类官场尴尬人的意义之所在吧。(本文选自领导也是人一书,作者:肖仁福。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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