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可怕的夜晚,奇怪的经历,不断在眼前重现。可接连几夜都无梦,这天竟睡到日上高枝,躺在床上,想起一首歌: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妈妈,他们改了我的歌!
也怪,这悲伤的歌曲很久未出现在我心里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流落这座城市真是仿效了这歌曲——为什么这座号称自由的城市对我就变了样子?
电话铃响了,在客厅响着。肯定不是我的,所以,我拉开门,对着鱼鱼的房间叫,鱼鱼,接电话。
鱼鱼没应声,可能又喝醉了。一喝醉他就不接电话,让他自己的声音和别人的声音在留话机上转悠。想必那天我到纽约时,他也是这样不理睬我从机场打的电话。
我罩上睡衣,走到客厅,他正好端着酒杯出来,电话铃却断了。我用目光打量这个对我已无吸引力的身体,他从异性恋转为同性恋,或许是表示不与社会同流合污。
“这是我的权利中的幸福,尽管我已没有幸福的权利了。”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后。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省去了滑在舌头上的词。“看来不是你荒唐,而是我竟然还指责你,这太荒唐!”
过道挂着一个纸糊的方形灯罩,上面描了几只蟑螂。鱼鱼的工作室,只有门最为干净。工作室也是卧室,紧紧闭着。但我还是闻见了一股久违的气味,比药味更涩口,而且轻易就驱逐了他那么多年前留给我的东西。
“酒比女人好!”他对推门穿着睡衣的我举起杯子说“和男人一样!”
“我看比男人好,比女人更妙。”我说活到这么半辈子才知道这一点,不过,还不晚,我有的是时间,如果我不再继续骗自己:我的确很倒霉地活着。
“那么我告诉你,”鱼鱼盯着手里的玻璃杯“不是我对待你怎么样的问题。你很安静,不妨碍我画画加约会。而且分担房租——这房租被东方富商抬得太高,真他妈的!但是如果你也无法使自己挂靠一个信仰的话,你和我一样,是文化的边缘人、异己者。”
“结论呢?”我说“没曾想到一个文化理论家就在酒中诞生了!”
“结论是,你要不就成为同性恋,要不就离开曼哈顿。”
我仰起脸来,明白自己只有选择后者,同性恋的危险,在大洋彼岸的上海早已领教了。别人行,我不行。
二
我们约好一起出去逛逛。鱼鱼边系领带边闪出公寓楼大门,问站在石阶上的我:“走路还是开车?”
“还是走路的好。”我掉转脸,对鱼鱼说。
人如群蚁。车子里走出一个牵两头小白猪的女人,皮鞋跟有五寸高。她的脸被自动伞半遮住,看不出来年龄。电话亭上两只鸽子在聊天,模仿着亭里的人动作:眼睛直眨,头不断地点。
“好主意。”鱼鱼破天荒地称赞我:“你头发上的红绸带很动人!”
“鱼,做朋友,”我由衷地说“感觉是不一样。”
跨过人行横道,鱼鱼似乎玩笑地说:“你怎么就认为我们现在是朋友,以后不会成为敌人?也许我会在某一时刻出卖你。”
我看了看他,心里一楞,可嘴里没说话。
我们继续走,大约二十多分钟,也许是走累了,两人停在一家咖啡店前。我们看了对方一眼,便选择了室外,在铺着绿布的桌前坐了下来。这时我才问鱼鱼,刚才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鱼鱼不理睬我,他的手指轻轻弹在桌上,像是指挥远处警车尖吼的节奏,一副很沉醉的模样。
侍者端来我要的橡皮人,一种奶油糕,鱼鱼要的白丁香茶。
我试探着,提起那晚发生在地铁里的事,我说:“如果我不逼着你,你是永远不会说的了?”
他喝了一口搅拌了奶的毛尖,叹道:“什么东西都变了,就茶变不了,几千年了,还是茶!还是每天需要喝上一两口。”之后,他点了点头。
的确,怎么说?他能做到如此镇定,想必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特殊的修炼。
终于他开口说了:“电话,传真,信件,人更是不消说了,只要出这个城市,都要过电脑隧道机器检查。”
“这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吗?”我不解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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