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是我姐姐的独生女儿。1972年她出生时,沈阳和其他城市一样,粗粮多细粮少,米更难得。父母原是南方人,姐姐想米饭吃想得慌,给女儿取名小米。我十五岁就响应毛主席号召,从沈阳到内蒙草原当知青“文革”后才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教书。父母早亡,我和姐姐分手早,感情本来就淡漠,多年未见到她。偶尔有信件往来,从未见过她的孩子,只记得信中提到在深圳。
我意外得到一个去香港岭南学院开会的机会,准备去时,我写信告诉姐姐。临行刚要出门,收到姐姐回信。要我经过深圳时,去看看小米。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巧,好像冥冥之中姐姐知道我会在深圳停留,而不是直飞香港。她在信里说,她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不能出远门。想求我一件事,已有半年没有小米消息。她担心这女儿,从小就不听话。信里附了一张三寸彩色照片,我的外甥女笑得很开心,长相挺秀气朴素,与现在女孩的美容照很不一样。她和我的姐姐很像,短发,t恤衫,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使我眼光一跳。
深圳的五月如夏,在我的北方眼光来看,一切都新奇,人也不一样,女人水灵漂亮,很会打扮,男人小个,没北方男人那股蛮气。橱窗装饰比北京耀眼。高楼成林,街道两边种着鲜花,清洁整齐,我第一次来,却只有一天时间,来不及观赏。
我按姐姐给的地址找到小米的住处,十层楼上,却没人应:小米不认识我,哪怕从门孔里看见我,也不会开门。大楼里绑架偷盗,比北京四合院还多,那里邻居可互相照应,这种火柴盒房子,隔得人人各顾自己。
正好电梯上来,我急忙问开电梯的女人,她爱理不理地说:“去找大楼管理处,一楼左拐。”话音未尽,电梯门已经合上。
原来这幢楼多半是出租的,房主自住是少数。管理员说,我说的那间房现在住着一对夫妻,也是外地人。但是,没有我找的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别说北方,大江南北的女孩子都以为这儿是天堂,可以混出一身金来。
“我找的人是我亲外甥女,她留给家里的地址就是这儿。没准她搬走了?”
“不会,我记得这儿所有的住户。”他的口气不像在敷衍。
我只好拿出小米的照片,让他看。他拿着照片端详,没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说:“这小姐模样,我不能肯定她从来没在这楼里住过,楼里住的妹崽,我眼里都差不多。”
“什么意思?”我有点不高兴了,显然他话里有话。
他不回答,转过身。我只有悻悻地离开。大楼门外和北京不一样,停的自行车少,私车多。树阴覆盖,天很热。轰轰闹闹的一辆摩托驶来,停在我身边,是大楼管理员。他大声对我说:“你不妨去歌厅瞧瞧,那儿年轻小姐多,外来妹相互熟,或许你能找到你外甥女。”说完一溜烟就驶远了。
旅馆太远,回去不合算,我对逛商场没兴趣,原想去深圳大学图书馆看看海外中文报纸杂志,据说是此特区大学的一大好处。但我心里左上右下的,倒与姐姐的信没太大关系,本来亲情疏淡,见不见得着小米无所谓,也尽到了责任。是管理员那种不太正常的态度,让我忧虑。听说过不少内地女孩到特区闯天下的种种故事:开公司;炒股票;做发廊按摩服务一类;傍大款,做港商小老婆;还有做鸡的,旅馆里的鸡最便宜一百元人民币,街头野鸡是另一个价。诸如此类,心里越想越不是味。
我在一家四川餐馆吃饭,边吃边想小米。沈阳老家那些旧事像一团云在心底飞,人活着真不容易,顾了这辈子,还得为下辈子操心。
远处窄长的天在转换色彩,夜晚慢慢靠近我凝视着的街道和行人。
到夜里十点多,我已在好几个中上等歌厅里看了一遍:全差不多,那些女孩子也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走在街上,我有点累了。歌厅在深圳起码上百家,一夜怎么看得完?可能压根小米就不在那里,可能早就离开了这城市。我决定回旅馆休息,明天一早还得乘火车过罗湖桥。
街口比较清静,一辆出租停下,我坐了进去。特区在夜里更繁华,坐在出租车里,马路两旁灯光直晃眼,收音机里主持人好听的声音,放着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曲子。马路右边,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灯闪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对自己说,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车。”我叫。
“女士,去这种低档歌厅呀?”出租司机咕哝着,将车泊在路边。
那门不大,就涂了点红绿漆,两旁花树是塑料的,门外边的塑料地毯脏脏的。我付钱下车,就往店里走。门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肯定觉得一个中年女人,单身到此,有点奇怪。每家酒店歌厅都是如此,我已经见惯不惊,终于,小姐说:“欢迎欢迎,三十元一位,饮料听歌点歌不要钱,全包。请。”
里面过道不大,另有小姐带路,进了大厅。地毯,窗帘,包括墙都还干净,红漆俗气了些,生意好像不太兴隆。我找靠里一个位子坐下,一杯饮料端上来,冰水加两片柠檬。看来是个宰人黑店!这年头,又有哪个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与茶几一般低矮。我转过身,看到五六个浓装艳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览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样。走廊里是一个个单间,里面不时传出男女嬉笑声。有两个男士走到那些女子面前,各挑一个去舞池。有个客人正在唱卡拉ok。
那些坐着的女子中没有小米。我瞧瞧自己这一身太规矩的衣服,怎么也觉得好笑。我的目光又在伴舞的人中查找,时兴超短发式,稀奇古怪的花哨服饰。舞池里也没有小米。凭什么,我就认定她会在这儿?
一个时髦女郎迎面朝我走来。不是朝我走来,而是往单间去。她腰肢细摆,长发披肩,白衬衣,贴身牛仔短裤,长靴齐膝,露出一段大腿。她没戴任何首饰,倒也别致出众。不由自主地,我站起来,从边上打量她,她拐过道时,我看见她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小米!”我不由自主叫了一声。
她那一回头的身姿真是迷人。她看看我,脚步却进了单间。
我推门,有警卫过来,客气地阻止我,即使没人守门,我也进不去:门从里面闩住了。我说我要进这个单间,警卫让我稍等。没一会经理来了,一个精明的女强人。“您不能进那单间。”她试探性地说“你是记者吧?”
从单间里传来女人的低声尖叫,像被人弄痛了。有男人发脾气声音。过道里的人没当一回事,都在警觉地看着我。我不回答是否记者,而是干脆地对她说:我找外甥女,远道而来,只是见见面,并不是想给她的歌厅添麻烦。
女经理客气地让我坐到厅里,说她去叫那女子来。等了好些时候,那女子才到我的座位旁坐下。果然,是小米。她问我:“你真是我姨?你怎么找到这儿?”
可能我与她母亲一个脸盘子,她没盘问。她的语调不冷不热,只是想知道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姨,怎么会来此处的?
“你母亲给我写了信,”我告诉她“让我去香港路上顺道来看你。”
“我母亲?”她想说什么,却沉寂了。她的打扮跟照片上判若二人。1972年出生,今年她该26岁,我比她大21岁。她在我面前该是个孩子,但她显得很老成。
道路越走越宽阔,红色江山永不变。
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
哎,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从前的颂歌,用港台情歌调儿唱,好像在嘲讽。舞伴们搂贴着,节奏倒很合适。
这时,有女孩挽了个男士,从那个单间出来,大概是代替小米的。男人伸过手来,在小米脸蛋上拧了一下,嘴里说道:“媚粉得很哟。”
小米没看我,等这明显心里有气的家伙离开后,小米说:“姨,我没出台,就陪酒,一百元一次。”好像等着我问,她继续说“跟人走的,出台,三百一次。经理抽百分之三十。”
今晚我来,肯定不合时宜,误了小米的事,那边干坐着几个候生意的女孩,可能整晚都不会有人要,那就整晚一文未挣。小米所说的出台不出台,此地无银。这里的女人还有卖与不卖的自由?我怎么用这样难听的词?如果姐姐知道,还能咽得过气来?我的时间不够,明天就得离开这城市,以后恐怕难有机会。
我看着小米,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小米忽然对我说:“姨,此地不好说话,到我住的地方去吧。”
一片新建的住宅区,路对面有一幢,装着脚手架,估计是半拉子没完工的大楼。小米那幢楼,楼梯上下没灯,电梯也关了,她在五层,我们摸着上楼梯,她不时提醒我这儿有个筐那里有纸箱。她停下,开了锁,我放下随身小包在沙发上,像是带厨房和厕所的一室一厅。
从卧室走出一个年轻女孩,问小米:“这么早就回来?”
小米让女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来。
女孩走了后,小米带我进卧室,一个小男孩熟睡在床上。我马上就全明白了,这是小米的孩子,那女孩是保姆。“几岁啦?”我问,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孩子倒生得端正,健康。
“一岁多了。”小米说。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给我。
“你母亲知道吗?”
她摇摇头。我怕惊醒孩子,就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小米塞给我一小本影册,说她先冲个澡。水声哗哗响,我感觉到小米的镇静是做出来的,她竟然欺瞒母亲一年多,最近半年没有写信,肯定又有什么事。
照片大多是孩子的,但有一个中年男子,与小米偎依着照相,不用问,是孩子的父亲。白西服,不是美男子,并不猥琐就是了。
小米洗完澡,穿着短短的睡衣。她找出一件新的t恤衫,说:“姨,你明早再回旅馆吧,这衣服洗澡后夜里穿,这沙发是床。”她拉开两个扶手,果然是个单人床。
我哪有睡意。小米坐在我左边,用手把护肤液轻拍上脸。吃歌厅饭,青春不饶人。我心情幽暗地看着,心里揣测她怎么会沦落到做这一行?那些女孩都年方二八,或许有的男人喜欢成熟的,否则,她付不起这个还像样的房子租金、抚养孩子、还有保姆费用。
“孩子的父亲呢?”她的话已递到我嘴边“你大概没结婚吧?他是香港人?”
小米沉默,她的脸没有化妆品,也没有歌厅那种灯光氛围,一下子变成姐姐给我那张照片的模样,只是忧伤代替了笑容,嘴唇上那颗痣,更明显了。
“姨,你看我们第一次见,就这样,”她话未说完,低下头。
我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她只是顿了顿,拿过照片,随便地翻,合上后慢慢地说:“他是香港人,老家汕头,比我大十五岁,但人很好。我们已经在准备结婚,不巧我怀上孕,肚子大着不好办。我们准备孩子满月结婚。”
我问,他做什么事?
她说,做生意开饭店的老板,很有钱的。以前隔一周就从香港来。怀小孩时,也是准时每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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