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要算我在阿尔弗雷德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当职员时度过的那段时间了。我天生喜欢沉思默想,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工作。可是经济上的困难接连发生——因为沉思默想同无所事事一样,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使我有时不得不去求得一个所谓的职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职业介绍所。经他们介绍,我和其他七个同命运的弟兄们一起,到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试。
一见到那个工厂,我就疑虑重重:整座厂房是用玻璃砖建造的,而我讨厌明亮的建筑物和明亮的房间,就象讨厌干活一样。厂方马上请我们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厂食堂去吃早饭,那时我的疑虑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片,还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里的桔子汁;金鱼高傲的脸撞在浅绿的鱼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么高兴愉快,仿佛差一点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坚强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来。她们的心里满是没有唱出来的歌儿,就象母鸡怀着没有下出来的蛋一样。
我马上发现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运的弟兄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顿早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所以我就专心致志地大嚼起来,就象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体内输送宝贵养分的人那样自觉。我还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个鸡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马上站起身来在饭厅里大步踱来踱去,装出一副焦急难耐,急于要做事的样子。
这样,我被第一个领进考试室里,在那里诱人的桌子上放着试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绿色,那种热衷于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准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迷人”这样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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