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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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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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