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在生活中,我最烦的莫过于有人说出诸如“猜猜看”之类的话来,也许是我自己不够聪明,无法理解这种两头留有余地的说法,但我确实讨厌这种作风,我喜欢把意图讲明,而不是东绕西绕、遮遮掩掩,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必满腹狐疑,心神不定,我不知道陈小露是什么意思,我一句句回想她刚刚说的话,越想越弄不清其中的所以然来,于是,我来到厨房,烧了一壶开水,把洗碗池内的杯子碗碟尽数洗出,用纸巾擦干,打开碗厨,依次码放整齐,这时水开了,我关了煤气,用烧开的水泡了一壶绿茶,拿了两个干净的茶杯,回到室内,恰在这时,洗手间的门卡嚓一声打开,随着一阵马桶的冲水声,陈小露用一张纸巾擦着刚刚洗净的手走了出来。
“喝茶吗?”我问她。
“我正想,要是有杯热茶就好了。”
陈小露坐下,我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拿起,吹着表面的茶水,用嘴唇轻轻沾了一口。
“你刚才说——”我想起她的关于同居的话题,但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说才好。
“我说什么?”
“没什么,我忘了。”我慢慢把自己那一杯茶喝净,然后又倒上一杯,一切似乎在突然间不知从何说起。
“你搬回来住吧,”陈小露冷不丁说,然后看我一眼“见面方便。”
“好,天亮就回去搬东西。”
“我跟你一起去。”陈小露说。
茶喝完了,我回到厨房,再次点燃煤气,又烧了一壶开水,返回时见陈小露在书柜前的一排录相带前面翻看。
“想看吗?”
“我想看朱丽叶特。比诺什演的蓝色。”
“看吧。”
我打开录相机、电视,把录相带塞进带仓,在倒带的当口,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会搬过来吗?”
陈小露看了我一眼:“咱们不谈这个,行吗?”
我的心一沉,嘴上却像找不痛快似的接着问:“以后怎么办?”
“什么以后?”
“咱俩。”
陈小露有些沮丧地望向我,少顷,把目光转开去。
“哎——”我又叫了她一声。
“你就不能说别的吗?”她看着我。
“说什么?”
“比如:蓝色。”
“蓝色是一个名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导演拍的,除了蓝色,他还拍过红色和白色,三个女主角里我喜欢的是演白色的朱丽。黛尔比,最讨厌比诺什,连她演过的新桥恋人、布拉格之春我也讨厌,但愿让基耶斯洛夫斯基操过的是她——知道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很可能一拍即合,都够事儿逼的——还想听吗?”
“你什么意思?”陈小露脸上出现了不高兴的神色。
“没什么,我只是讨厌蓝色而已,十诫也讨厌。”
“十诫是什么?”
“破电影——同样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
“那我不看了。”
陈小露把遥控器一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坐到床上。
我想她一定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不满,于是,我们都不说话,陷入沉默,我抬眼看表,已是凌晨五点钟。
“你不看点别的?”我问她。
“我不想看了。”
“哎——”我看着陈小露,见她等我往下说,我便说道:“算了——就这样吧。”
“这样是什么意思?”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
“我累了——跟你在一起真累。”陈小露说着爬上床,躺下。
我坐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从带仓里抽出蓝色,换上一盘马丁。史高西斯拍摄的愤怒公牛看了起来。
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时常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了一个拳击手的故事,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整部影片干净利落,德尼罗的表演干巴巴的,拳也打得十分了得。
陈小露在我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时从床上欠身起来,往我这里看上一眼,然后又倒回去,我知道她也与我一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里。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看完,天已大亮,我关上电视,倒掉手边满满的烟灰盒,到洗手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短袖t恤,一件格子衬衫,然后开始打扫房间。
陈小露醒来,坐于床头,头发乱乱的披散在脑袋周围,一双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在屋内外走进走出的我,一言不发,直到我擦净地板,回来以后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为止。
我坐回沙发,看着她。
“真够勤快的。”她用手抓抓头,说道。
“无聊罢了。”我说着,把一杯热水递到她手里。
“你要睡会儿吗?”
“不,我不困。”
“要吃东西吗?”
“不,不想。”
“也许——”她看着我,慢慢地说“也许,这样下去对你不好。”
“对你也不好。”
“我可以离开他,可以找工作,可以跟你在一起。”她一字一句地说“可是,一切得慢慢来。”
“从今天就可以,从现在——我可以和你一起,干什么都成,做推销员也行,或者,你先上学——”
陈小露长叹一声,忽然不再言语。
“你怎么了?”我问她。
“我——我还不了解你,我只是跟你上了床。”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我喜欢跟你上床。”陈小露说。
她站起来,我一步步走向她,看着她,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坐到她身边,拉住她的手,然后抱着她,把她的头放到我的胸前。
“我愿意跟你上床,没完没了地上床,除了上床,什么也不干,那样该多好呀。”陈小露在我怀里说。
这话听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里的话——我们去大草原,去深山里,去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俩,没有别人,从此我们就会快乐等等,诸如此类。但是,陈小露的话仍然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阻止她与我在一起,但我知道她有与我在一起的愿望,这就足以让我把她的头更紧地抱在胸前了。
“我要刷牙洗脸了——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好吗?”
我点点头,陈小露从我怀里钻出来,懒洋洋地亲了我一下,然后奔向洗手间,听到门咣地一声关上,我向后一仰,倒到床上。
67
在回农学院的路上,我和陈小露恢复了常态,甚至开起了彼此的玩笑,从安定门出来,一直向北到安贞桥这一路有三个红绿灯,汽车堵成一团儿,陈小露手握方向盘,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不断地起步停车,一边与我开着玩笑,我不时注视她的侧面,由于睡眠充足,她显得非常有精神,脸色红润,说话声音也大于平时。
我们上了三环,到了蓟门桥右转,上了快速路,四十分钟后,来到农学院,我上楼去把电脑搬下来,陈小露打开后备箱,帮我装好,然后,我们一路开回安定门,在路边的肯德基炸鸡店吃了一顿快餐,我们一人吃了两个鸡翅,两个小圆面包,两盒鸡汁土豆泥,我喝的咖啡,陈小露要的可乐,然后,她把车开到我的楼下,我把电脑从后备箱里搬出来,陈小露把后备箱盖盖上,说:“我就不上去了,下午有课,我回家取书。”
我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对她点点头:“好吧。”
“电话!”她对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回到车里,我看着她慢慢倒车出去,掉了一个头,向公路开去。
我把电脑和显示器分两趟搬入楼中,上了电梯,回到家,装好,给赵东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农学院写不下去,所以回家写,赵东平听了也没见怪,只是说每天通电话,相互告诉一下故事的进展情况。
我走上阳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看着楼下二环路上紧紧连成一队、行驶缓慢的车辆呆呆出神,忽而,我觉得自己坐在陈小露的车内与她谈话,忽而,我想起我们夜里的温存,一时间,心里极不是滋味。
68
“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妈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吴莉好吗?”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这一段吵过架?”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她说过什么?”
“没说什么——完蛋了。”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69
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侬软语的上海小妞。
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庆还会记起北京的一干人,还会记起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也许,大庆仍在坚持找寻诸如生活意义之类问题的答案——但,走在深夜北京的街道的行人当中,委实缺少了大庆的矮胖身体,连同他的声音也不见了,朋友们有时聚会,偶尔会提到他,散场后,在某个路灯昏暗的街道边,歪歪扭扭走在洒着水的柏油路面上的建成,会指着一个在街头小便的醉鬼对我们大叫:“瞧,那不是大庆吗?”
70
从我自由职业以来,有个感觉时常浮上心头,那就是生活的不完整感,大庆就是一个例子,今天你与他志同道合,一起吃饭,一起苦闷,明天他就能远走高飞,忽然不知去向,朋友是这样,别的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在前面,没有一个东西把生活统一起来,我时常感到自己如同一块漂浮于河面的垃圾,随波逐流,两岸景色依次缓缓从身边经过,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到三十岁,我仍如以前一样,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又需要我,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度过时光,远离一切具体的事物,伸手可及的永远是周围泛起的泡沫,是的,是泡沫,我内心不安,诚惶诚恐,总想抓住些什么,但是,当我伸出手去,捞起的总是泡沫,那些泡沫看起来仿佛是某种实在之物,待到抓起,才知什么也不是。起初,我还有些诸如焦虑希望之类的念头浮上心头,天长日久,终于麻木,看到身边希罕物件,连手也懒得伸一伸。于是,支离破碎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生活支离破碎,纷纷扬扬,就如同一片凌空飘扬的纸屑,没有痛苦,没有感觉,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然而,在认识陈小露的时候,我还不是这样,我为她的一举一动而魂牵梦萦,而且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