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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全国的政治氛围为之一紧。
官员们不知道皇上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尽管他们都不愿意被削权,但有东林党和这一百多名刚被评了“浮躁”的官员的前车之鉴,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但沉默不等于不反抗,他们的反抗方式是拖延。
要是有可能,他们希望慢吞吞地移交个一年半载的,然后静观时局变化。
毕竟,这种事亘古未有,兴许皇上回头转变了想法也说不定呢?
再或者,朝中大员会不会有所动作?
秦书淮和崇祯自然料到了这个局面。
官员用拖字诀没关系,有的是着急要抢他们的权的人。
那就是这两个月来培训出来的五百名提刑官。这些提刑官一半是从提刑按察使司挑来的,业务熟练,风评尚可,另一半则是直接从功名在身但尚未为官的书生中选出来的,秦书淮希望用他们的“书生意气”来为司法公正开个好头。
每一省设提刑按察使一名,副使两名。
提刑按察使由原先的正三品提升为从一品的大员,与督抚同级,并不再受督抚、布政使管辖,而是由刑部直接管辖。
下面的每个州、府、县都设提刑按察州使、府使、县使以及佥事,具体管一地诉讼、刑事,也不受当地官员管辖。
而且,为了让各地提刑按察使有底气和当地官府叫板,秦书淮还在各地设立提刑衙门,提刑衙门的规模和行政衙门的规模一样大,比如县级提刑衙门,就和县衙一个规模,连形式上都不低县衙一等。
这第一批五百名提刑官下放到地方后,很快就逼着各地父母官交出审判权。交权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要他们自己发告示,今后邻里纠纷、司狱诉讼、各种官司全部要去提刑衙门打。
与此同时,提刑使门则拿着朝廷的特批款,到处找房子,争取把办公地落实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当地其他官员帮忙,以保证他们从建立之初就具备独立性。
总之,今后无论县令、知府乃至督抚,敢擅自审判者,一律革职严办,而且审判结果无效。
可想而知,这种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力的事,这些提刑使能不积极吗?
除了提刑按察使,新政还下令总督从正一品降级为从一品,并且只统领辖地兵马,相当于分军区司令,而不得参政。
而巡抚则和总督同为从一品,两者评级。巡抚只负责一地的行政,不得插手军事、审判事。
此外,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不得设于一处,总督麾下兵马的钱粮全部由朝廷拨给,而不可本地解决。巡抚收到税赋后,一律上交朝廷,而不再送往总督府,总督府无权动用当地税赋,否则以谋逆论。
……
天下官员观望一阵后,依然没能等到反抗的出头鸟。
原因很简单,军方全部支持朝廷。
一方面是秦书淮的威慑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本次新政军方的利益不但没有波及,反而有了提升。比如他们再也不用受多体系指挥了,再比如他们的待遇特提高了。
这样一来,朝廷的铁腕就有了基础。
新政,在举国的震惊、迷茫、彷徨中有条不紊地推进。
终于,一批又一批官员开始理解并接受了新政。
因为他们没得选。
尤其是一批新上来的基层官员都十分卖力,一遍又一遍地向农民、商户、乡绅们解释新政的用意。
他们为什么卖力?
因为他们的政绩和新政的落实密切挂钩。
比如,今年各地主政官员的考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无地佃农、流民得到耕地的数量和比例。
这个指标,按照秦书淮的说法,叫“一票否决制”。
简单说,就是这项工作不达标的,别的工作干得再好也得滚蛋。
这些基层官员寒窗苦读十余载甚至数十载才混到一个官位,自然不愿意再轻易失去。
于是他们立马各展其能,挖空心思地去说服本地的大地主们卖田。
这殷勤的程度,简直比后世的“中介”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某某大户家有良田千顷。那好极了,县令先派里正去打前哨,大大地宣扬一番“政策”,接着是县主簿拎着礼品去“探望”,好一阵嘘寒问暖,最后县令老爷亲自出动,舔着老脸亲自登门去也。
弄得你不卖地都不好意思!
华夏民族强大的执行力在这一刻体现地淋漓尽致——虽然执行得有些扭曲了。
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陕南某富户想开个商行,按新政律当去县衙办理“执照”,结果县令阴阳怪气地磨蹭了好些天都没给办。细一打听才知道,县令知道他家里有三千亩地,放话出来他要是不卖了多出来的二千五百亩良田,就绝不给他办“执照”。
淮南有个县令,以修淮河为名征发民夫。往年这种事,大户人家只要出钱就能免此徭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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